中文版前言
能夠代表聯合聖經公會亞太區編譯這部《文以載道—奈達對〈聖經〉翻譯的貢獻》，我感到十分榮幸。原著Let the Words be written: the Lasting Influence of Eugene A. Nida是作者斯泰恩博士（Philip Stine）一部非常傑出的作品；斯泰恩本身也曾經是聯合聖經公會非常資深的同工，曾與奈達共事多年。這本書並非一般的人物傳記，而是從學術的角度勾勒奈達博士在《聖經》翻譯上的貢獻。回顧近代語言學和翻譯理論的發展，奈達的名字舉足輕重；在現代的《聖經》翻譯史上，沒有一個人的影響力能夠與奈達博士媲美；而奈達所倡導的《聖經》翻譯理論對近代宣教和教會增長的影響，至今仍然難以估計。
從一九四三年起至一九八○年退休為止，奈達博士畢生都為美國聖經公會工作。環顧今天的聯合聖經公會，有幸直接與奈達共事的翻譯顧問，寥寥無幾。我本人亦未曾與奈達同工或受教於他，然而，我感謝上帝讓我與奈達可算有點兒交情。正是這些親身接觸，再加上閱讀他的著作和他對《聖經》翻譯的心得，令我對這位一代偉人有種說不盡的感激和敬慕。
最先接觸奈達博士剛好是我遠赴南非讀書前後。我老師約翰尼斯．勞（Johannes Louw）教授與奈達交情深厚，*註1因此，我從美國前往南非讀書的前夕就致電奈達。他當時不在家，但收到我口訊後卻即時回覆電話（還是長途電話）；他鼓勵我，並表示希望與我保持聯絡。畢業後，我又與內子前往他的住處拜訪他（和他的前妻奧西婭）。沒想到，一位舉世知名的學者如此親切隨和！
*註1-參本書
後來，我有機會在某些聯合聖經公會的活動上與奈達接觸，亦曾經兩度陪同他到訪國內金陵神學院，並安排他在香港舉行的學術交流活動。在這些個人接觸中，有一幕是最深刻的。那時，剛好是奈達前妻離世不久。我們從國內返港後，奈達到某神學院演講。演講完畢，奈達與幾位老師一同步出校園，剛好遇到一名老師的兩個兒子，走上來擁抱著爸爸。奈達站在我身旁，見到那一幅溫馨的情景，既羨慕又慨歎地跟我說：「如果我有像他們一樣的兒子就好了！」當時，我拍著他的肩膀說：「金〔這是我們在聖經公會裏的稱呼〕，你怎能這樣說啊，你的兒女多的是！只不過他們都分散在地上的不同角落罷了。」他微笑說：「這也說的是。」
原來奈達自小（還是四歲）就深感上帝的呼召要成為宣教士，及至在研究院期間，奈達對《聖經》翻譯工作的投入和興趣，令他相信《聖經》翻譯工作將會是上帝給他一生的使命。所以奈達在準備結婚期間，就向未婚妻奧西婭表明他不打算有兒女，因為他估計，餘下的一生都會在世界各地協助不同地區的《聖經》翻譯工作。結果，如他所料，他的一生（也是奧西婭的一生）確實為《聖經》翻譯工作全然燒盡。
學術研究是無情的，既不留情面，也不留戀過去。在過去十多年來，很多翻譯界學者批評奈達的理論（奇怪的是，他們又未能提出另一套實用的方法），但奈達總是欣然接受；他那種異常開放的胸襟確實很值得我輩學者學習。二○○三年夏秋我有機會到比利時探望他，閒談之間我問他對這些批評有甚麼看法，他微笑說：「學術就是這樣的！這有甚麼希奇？」然後，他很嚴肅地望著我，握著我的手說：「但是他們可能不知道，我畢生勞碌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學術研究，而是為了把上帝的話語帶到世上的民族當中！」—這人就是本書的主公翁。
誰說學術研究是學者的象牙塔玩意？誰說《聖經》研究、原文研究對教會增長不重要？誰說讀宣教、做宣教的人就用不著《聖經》原文和《聖經》學術研究？還看奈達博士的一生！
本書的出版有賴多方面的支持才能成事。首先要多謝美國聖經公會屬下的「尤金．奈達聖經學術研究所」（Nida Institute for Biblical Scholarship）支持本書的編譯費用，特別是研究所所長霍奇森博士（Dr. Robert Hodgson, Jr.）和出版經理豪澤博士（Dr. Charles Houser）對這個出版項目鼎力支持。多謝原作者斯泰恩博士抽空與筆者就內文上的交流，澄清不少疑團。多謝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答允出版此書。多謝翻譯小組兩位成員（李安琴和劉慶萍）的辛勞；我深信，她們從工作中能體驗到奈達所倡導的翻譯原則對基督教文字工作和學術翻譯工作是有很大貢獻的。
最後要多謝聯合聖經公會亞太區翻譯部主任蘇西諾博士（Dr. Daud Soesilo）對這個項目的支持，以及區內幾位翻譯顧問（施尤禮博士和尤垂然博士等學者）審閱全書。
凡人的一生其實並不值得推舉，但參與出版此書的人所付出的努力，確實要表明我們對奈達博士在《聖經》翻譯上的貢獻、熱忱和委身的最大敬意。
黃錫木
二○○六年平安夜
香港
二○○四年十月，譯者（中）到比利時布魯塞爾探訪奈達博士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埃琳娜（Elena），照片攝於奈達博士家的後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