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簡介
象牙海岸的國會議員和一位聖經公會的翻譯顧問奔波了一整夜，才趕到舉行典禮的會場。前一天的航班取消了，他們只好駕車從象牙海岸南部的阿比讓（Abidjan）出發，趕往北部的科霍戈（Korhogo）。議員坐他自己的車，由司機駕駛；翻譯顧問則乘坐長途計程車。說是計程車，其實是一輛「標緻（Peugeot）504」型號的客貨兩用車，車上還擠了另外十二名乘客。
沙漠邊緣火辣辣的陽光把整個禮堂變成了一個大烤箱。翻譯顧問一邊汗流浹背，一邊在好奇，那些人穿著長長的、從頭罩到腳的袍子，一定難受得夠嗆。然而，上午剛過半，就已經來了大群的人，為數不多的座位很快就坐滿了人。基督新教、羅馬天主教、穆斯林以及當地傳統宗教的信眾都來了，要參加他們本族語言齊貝雅語*註1（Cebaara）《新約聖經》譯本的奉獻禮。
*註1-讀作Che-bar-a，是西非塞努福（Senoufo）族人中的一支。
這名國會議員自己其實是穆斯林，他一開口，就道出了群眾的心情：「對所有齊貝雅人來說，今天是一個大日子。」面對台下全神貫注的聽眾，他繼續說：「這些翻譯成我們自己語言的《聖經》經卷，對我們民族的道德、倫理以及宗教生活，都非常重要。從今天起，我們可以用自己的語言讀福音書了。」
這本《新約聖經》譯本出版之前，一隊外籍宣教士在一些操本地語言的非洲人協助之下，曾經翻譯了一個初稿。不過，這個初稿從來沒有出版，因為翻譯員和教會都意識到，這個譯本讀起來感覺很不自然。然而，初稿在釋經方面做得相當有水準，對新譯本的翻譯工作很有幫助。
那位聖經公會的翻譯顧問很想知道這個新譯本究竟會引起怎樣的反響，就去與審閱委員會的一個成員攀談。他問：「說真的，這個譯本到底怎麼樣？大家能讀嗎？能明白嗎？」 那個人轉過臉來，向著顧問。他的面容因為患過痲瘋病而有些扭曲，大家不是每次都能讀懂他臉上的表情。「哦，第一個譯本呢，我們把它叫作『你可以這樣說』譯本；而這個譯本，……」說到這裏，他用手指叩著那本剛出版的新譯本《聖經》，臉上泛起燦爛的笑容，「……這個嘛，這個譯本是『我們就是這樣說』的。對啊，大家都能讀懂，都能明白。」
翻譯顧問思索著這一天所蘊含的意義。齊貝雅語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聖經》，對齊貝雅族人來說，這意味著上帝的話語實實在在地在他們面前彰顯出來。這譯本對齊貝雅族人的生活會產生多麼深遠的影響！就連那位身為穆斯林的議員也意識到這一點。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在這個穆斯林社群中，基督徒只佔少數，而且很少人受過一定程度的正規教育，但他們卻能理解來自另一種文化的古代典籍。雖然這些文本所包含的神學概念對齊貝雅族人來說非常陌生，但他們仍然能夠用淺白易懂的語言，把這些古代文本翻譯成自己的語言。那名翻譯顧問經過很長的時間，才完成了這個譯本的審核工作；他深信，這是一部相當準確的譯本，能夠反映出譯者對原文文本最深刻、最恰當的理解。
齊貝雅語《新約聖經》的誕生並不是一個例外。在世界各地，類似的事情同樣發生在數以百計的語種裏。來自不同背景、教育水平各異的翻譯者，都是以淺白易懂的語言，準確地把《聖經》翻譯給他們自己的讀者，這種情景實在叫人歎為觀止。事實上，在過去超過半個世紀裏（自一九五○年起），全球有千百萬人因著《聖經》翻譯工作，可以讀到自己語言的《聖經》（見附錄）。《聖經》翻譯的迅速發展對這些人的生活，以及對教會增長所產生的影響，目前還是難以估計。也許要再過很多年，各地的聖經公會和教會才能對這種影響作出較為準確的分析。
所有這一切，都源於一場徹底改變舊有《聖經》翻譯模式的革命。這場革命不但帶來了嶄新的翻譯方法，亦開創了各種方法來培訓和協助翻譯人員，為翻譯者提供更豐富的資源。此外，更建立了新的翻譯機構聯盟，從不同教會、不同宗派中網羅翻譯人員，以及為翻譯者提供以最好的原文文本為依據的最新學術成果。
要講述這一場《聖經》翻譯革命的故事，就得講述來自美國聖經公會（American Bible Society）的奈達（Eugene A. Nida）的故事。奈達創立了一套新的翻譯理論、翻譯教學法和翻譯方法，強調要使《聖經》的意思明白易懂。奈達的理論吸收了好幾個學科的內容，然而，就算翻譯者在語言學上只受過一點點訓練，也能輕易掌握他的方法。在這場革命之前，《聖經》翻譯的世界看起來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圖畫。我們會在第二章談到奈達出現之前這個翻譯世界的主要特點；而第三、四章則會陳述奈達提出的新方法，並探討這個方法的一些影響。
多年以來，奈達一直孜孜不倦地工作，並周遊世界各地，以生動的演講和工作坊的形式，向成千上萬的人「推銷」他的翻譯新法。為了落實自己的理論，奈達建立了一個翻譯顧問團隊，專門培訓翻譯人員，教他們使用新的翻譯方法。此外，奈達更籌劃了一套非常實用的「解經翻譯指南」，幫助翻譯人員理解《聖經》原文文本，並且把原文的意思清楚地用當地語言傳達出來。
奈達明白到，只有採用最好而且最可靠的希臘文和希伯來文文本，譯本才能忠實地反映出原來文本在神學和釋經上的豐富含意。於是，他成立了一個由《舊約》學者組成的委員會，發起並領導了一個舉足輕重的項目，那就是出版一部翻譯指引，專門解釋希伯來文《舊約聖經》中五千個最難理解的經句（和異文語句）。這個項目稱為「希伯來文《舊約聖經》文本企劃」（Hebrew Old Testament Text Project，簡稱HOTTP），一方面在《舊約》希伯來文文本校勘上為學者提供了一個新的起點；另一方面，就算翻譯者本身並不是希伯來文專家，也能確保他們的譯文所依據的文本，是經過詳盡分析之後的成果。
在希臘文《新約聖經》方面，奈達又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負責編纂一本全新的評注版《聖經》。在這個評注版的注腳部分（稱為校勘欄），編者有系統地評估不同《聖經》抄本的異文，使翻譯者知道某個詞語或某段經文有多肯定就是原來《聖經》文本的語句，是非常肯定還是很有可能，抑或只是有其可能性？這部評注版《聖經》名為《聯合聖經公會希臘文新約聖經》（United Bible Societies Greek New Testament，簡稱UBSGNT）。今天，這本《新約聖經》已經成為一個標準的版本，為世界各地的學者所採用。而這個編委會提出來的經文校勘方法和校勘原則，至今仍然是《新約》經文鑑別學的基石。第六章將會詳細介紹這兩個項目。
為了完成這些計劃，奈達網羅了世界各地最優秀的學者參與他籌組的兩個編輯委員會，一同攜手合作；在這些歐美學者當中，有的是基督新教的，也有的是羅馬天主教的。事實上，只有美國聖經公會，以及後來的聯合聖經公會（United Bible Societies）（美國聖經公會是聯合聖經公會的創辦機構之一，後來亦成為聯合聖經公會屬下的會員公會）這樣的機構，才會具備這樣雄厚的學術背景和跨教派特色，吸引這樣龐大的專家陣容。此外，這兩個機構也擁有足夠的技術和財政資源，能夠為這些專家提供所需的支持。不過，要把這麼多的專家召集到一起，合力結出如此豐碩的成果，還是有賴於奈達的專業造詣，以及他作為中介人的協調能力。今天，翻譯者即使在希伯來文和希臘文《聖經》文本的研究上只受過一點點的訓練，甚至完全沒有受過訓練，也能知道他們的翻譯所依據的，是經過嚴謹的功夫整理出來的可靠文本。以上提到的兩個原文《聖經》文本編纂項目在學術界都獲得極高的評價，就連在《聖經》翻譯領域以外的學者也使用這兩個原文版本，並以這兩個版本來開展自己的研究工作。
奈達除了統籌原文文本的編纂計劃，還根據語意學的概念，構思出一種按語意範疇編纂的新型詞典，以幫助翻譯者有效地分析希臘詞彙的意義。這部詞典不是按照一般字典的編排方式逐條列出每個詞彙的定義，而是藉著展示相關語意的字詞或片語來分析某個詞語的確切含義。這部詞典不僅成為《聖經》翻譯者不可或缺的工具，更在詞典編纂學領域開拓了新的領地。我們會在第八章從學術的一面來介紹奈達，講述奈達編纂這部詞典的故事。 此外，奈達又與他在聖經公會的同事一起合作，創辦了一份名為《實用人類學》（Practical Anthropology）的期刊，幫助宣教士認識他們工作中所涉及的文化因素，明白怎樣才能有效地與不同文化的人溝通。他們還創辦了另一份期刊，名為《〈聖經〉翻譯員》（The Bible Translator），專門討論《聖經》翻譯的難題。第五章將會介紹這兩份期刊的由來及影響。
奈達有這樣的成就，實在有賴各地聖經公會對他的鼎力支持。奈達在加入美國聖經公會之前，原是在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簡稱SIL）工作的。但即使在這個時期，美國聖經公會就已經承諾給奈達提供財政支持，使他在教導翻譯人員的時候，毫無後顧之憂。多年來，無論奈達提出甚麼樣的計劃或創見，美國聖經公會都會毫無保留地支持他。譬如，奈達提議出版一部評注版的希臘文《新約聖經》，這個建議馬上就通過了。一九四六年正式成立的聯合聖經公會是一個國際機構，而奈達同樣受到推崇，並獲邀參與聯合聖經公會的籌組會議。可以說，奈達不僅協助創辦了聯合聖經公會，亦推動了聯合聖經公會的發展。相應地，聯合聖經公會又為奈達提供支持，幫助奈達組建了他的跨國翻譯顧問團隊。
聯合聖經公會和美國聖經公會志在服侍所有教會，這個精神推動著《聖經》翻譯工作踏入了跨教派合作（特別是羅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新時代。而在雙方為這種跨教派合作制定指引的過程中，奈達再次擔當了關鍵的角色。在許多跨教派的工作坊和合作項目中，奈達博得了各方的尊敬，只要他在場，合作就能順利進行。直至目前為止，已經完成或還在進行中的跨教派《聖經》翻譯項目，算上包括全本《聖經》和只包括《新約》部分的項目，就有650個之多。不過，跨教派合作的成效和影響實在遠遠超出了這650個項目。這些《聖經》譯本的存在，以及翻譯和出版這些譯本的工作，產生了催化作用，直接促進了本世紀基督宗教在全世界的擴展。我們會在第七章回顧這段非常重要的歷史。
當然，奈達並不是單槍匹馬，孤軍作戰。奈達在早年就到處物色那些最能幹的《聖經》學者或語言學家，招募他們來幫助他，這些就是前面提及的翻譯顧問。對於奈達，這些學者必須能夠獨當一面，既能完善有關的翻譯理論和實踐方法，亦要能保證翻譯工作有高的水準。奈達認為，如果美國聖經公會（以及後來的聯合聖經公會）想要保持翻譯項目的素質，就必需有人來保證這樣的高水準。此外，奈達亦期望這些學者能夠對他自己的著作和教學提供意見。這些翻譯顧問在自己所負責的語言區域內，幫助了數以百計的翻譯者；他們的工作無疑擴大了奈達的接觸點。但是，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奈達的指導、支持和帶領，這些顧問也不可能做到這些事情。奈達塑造了他們對翻譯的基本概念和認識，鼓勵並啟發了他們的研究工作，又為他們提供穩定的財政支持；同樣，他也把自己對翻譯工作永不減退的熱忱，注入了他們的生命。
《聖經》翻譯工作的發展有賴多種因素，其中一個因素就是現代宣教運動的推動作用。說到這方面的貢獻，就不得不提金綸．湯遜（William Cameron Townsend）。在二十世紀的教會中，湯遜的的確確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創辦了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為世上還沒有《聖經》譯本的語言承擔起《聖經》翻譯的工作，促使數以百萬計的人能讀到《聖經》。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我們將會講到這個機構的故事。
奈達自己早年在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工作了一段日子。但是，說到真正開創出一套新的翻譯理論和實踐方法，從而改變整個《聖經》翻譯領域，基本上是從奈達加入美國聖經公會開始的。正如奈達早期徵募的一位翻譯顧問斯莫利（William A. Smalley）所說，「把翻譯視為專門的學問，發展出一套翻譯理論，以及基於這種理論來實踐翻譯，是從奈達一九四三年加入美國聖經公會開始的。」*註2
*註2-William A. Smalley，《翻譯是一種宣教活動—當代宣教運動中的〈聖經〉翻譯》（Translation as Mission: Bible Translation in the Modern Missionary Movement; Macon, G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本書第三章會講述奈達怎樣在《聖經》翻譯領域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但是，奈達的貢獻不只限於《聖經》翻譯，他還影響了整個現代翻譯研究領域，我們會在第九章談到奈達在這方面的成就。而第四章會講到，奈達的工作對教會和各地聖經公會也有深遠的影響。究竟是怎樣的思想潮流影響了奈達，以致他能夠有這樣傑出的貢獻？我們會在第八章看看奈達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是怎樣的一個學者。
在奈達的翻譯理論面世之前，大多數學者談到翻譯時，都是套用某一個語言學理論來作討論，把翻譯當成了應用語言學的分支。有些學者，像弗思（John R. Firth）和卡特福特（Ian Catford），雖然也探討過建構翻譯理論的可能性，或者把各種翻譯歸類，*註3但奈達關注的，是怎樣建立一套有系統的翻譯方法。他從語言學中發現了翻譯所需的分析方法，於是他運用了當時還算是新興的這門科學，發展出一套完整的翻譯方法。這套方法有堅實的理論基礎，但也非常實用。奈達希望，翻譯員在工場上能一步一步地按照這種方法來工作。事實證明，奈達的翻譯方法應用範圍非常廣泛，就連一些討論文學翻譯的學術著作，也受到這套方法的影響。近年來，翻譯研究有了多方面的發展，但語言學的方法仍然是翻譯研究最有效的方法。因此，絕大部分大學的翻譯研究課程仍然會提到奈達的理論。
*註3-Mona Baker，〈在翻譯研究中運用語言學模式和方法〉（Linguistic Model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載Armin Paul Frank, Norbert Greiner, Theo Hermans, Harald Kittel, Werner Koller, José Lambert ＆ Fritz Paul編，《翻譯：國際彙編翻譯研究手冊》（Übersetzung—Translation—Traduction; Berlin: de Gruyter, 2004）
根據奈達的翻譯方法，好的翻譯必須自然流暢。因此，要訓練翻譯員掌握奈達的方法，就要訓練他們掌握母語的表達手法和修辭特色。翻譯員受過這些訓練，不僅可以翻譯《聖經》，更可以寫作或翻譯其他材料。 翻譯員按照奈達的方法翻譯《聖經》，也影響到譯入語的寫作傳統。例如，在西非的塞內加爾有一個《聖經》翻譯員，他的母語是塞內加爾的西理爾語（Seereer），他把塞內加爾總統桑戈爾（Léopold Sedar Senghor）用法文寫成的詩翻譯成西理爾語，也就是總統的母語。桑戈爾為這部譯作寫了一篇簡介，並與譯者會面。他對譯者說：「你知道嗎，看了你的翻譯，我就想，假如我用西理爾語寫詩，我就會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你是怎麼知道應該這樣翻譯的？」（來自與費伊〔Waly Faye〕的交流）西理爾語以前沒有任何書面語傳統，但如今，因著《聖經》翻譯工作，西理爾語有了一種新的寫作傳統。
教會有了明白易懂的《聖經》譯本，在神學上當然會受到影響。從前，對一些語言群體來說，基督信仰好像是外來文化的舶來品。但是，如果教會有了用自己母語寫成的《聖經》，本土的基督信仰就能夠萌芽生長。菲律賓循道會的阿理奇亞主教（Danny C. Arichea, Jr.）曾經亦是聯合聖經公會的翻譯顧問，他就曾描述，在呂宋島北部的一個農業民族伊洛卡諾（Ilocano），他們的通用語言（或普通話）《聖經》譯本使整個循道會的查經小組數目遞增。信徒藉著查考《聖經》，漸漸發展出一套本土的看法，對上帝在他們的生命和文化中的角色，有了新的理解，這樣，查經小組的增長就鞏固了教會的根基（來自與阿理奇亞主教的訪談）。我們會在第二和第四章詳加討論奈達的翻譯革命在神學和宣教學上所帶來的影響。
奈達的理論提倡翻譯要力求達到最貼切和自然的相符表達。這就意味著，除非譯者的母語就是譯入語，否則就很難做到這個地步。在奈達提出改革之前，除了少數的例外，大多數的歐洲語言以外的語種的譯本都是由外籍宣教士翻譯的。儘管這些宣教士的譯本很有價值，但事實證明，一般讀者往往很難讀得明白。再說，本土教會也常常把外籍宣教士的譯本視為某種「舶來品」。隨著越來越多教會開始接納並採用奈達倡導的翻譯方法，不同地方的本土神學也隨之誕生。這些本土神學不是殖民主義強加進來的觀念，而是生發自信仰群體本身的推動力，發展出本土教會和神學的特色。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政局上出現的自由解放局面，實在也要歸功於這些本土的《聖經》譯本。
巴西聖經公會總幹事齊默（Rudi Zimmer）博士觀察到，在巴西就有這種現象。巴西葡萄牙文的通用語言《聖經》譯本於一九八八年問世。從那時起，整個九十年代，巴西的基督新教教會人數急劇增長，數以百萬計的人聽到福音。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巴西人都能讀到用明白易懂的語言寫成的《聖經》。在巴西，很多教會是由歐洲和北美洲的宣教士建立的，這些教會歷史悠久，在觀念上也比較傳統。但是新興的基督徒往往不是來自這些傳統教會，而是來自全新的本土教會（來自與齊默的交流）。
從前的《聖經》翻譯模式，是遠方的機構掌握譯文內容的最終決定權。譯稿從非洲或亞洲飄洋過海，寄到倫敦或紐約；在那裏，審稿人員審核譯稿的內容，對有問題的地方提出質疑。奈達認為這種模式必須有所改變。於是，在奈達的倡議之下，主導權轉移到工場，由當地的翻譯顧問團在工場上協助翻譯人員，並由翻譯顧問和翻譯員負責定稿。這種改變不僅提高了《聖經》譯本的質量，更強調本地教會才是這些《聖經》譯本的主人。
這場《聖經》翻譯革命不僅意義深遠，而且果實累累。齊貝雅語《新約聖經》就是這場革命的一項成果。然而，無論是奈達，還是各地聖經公會，他們的初衷都不是發動甚麼革命。他們的目標很簡單，就是要讓世界各地的人都能讀到《聖經》。他們深信，在任何文化中，《聖經》話語對於教會都是至關重要的。他們深信，只有藉著《聖經》，人才能清清楚楚聽見上帝的聲音，聽到上帝的呼召，生命得到改變。他們還深信，《聖經》是造就門徒的基本工具；只有透過《聖經》，人才能不斷認識上帝，明白上帝對全人類的旨意；也只有借助《聖經》，才能奠定神學和倫理發展的基礎。奈達一直都是在學術的層面上開展工作，他的工作影響了好幾個學科領域。但是，如果我們不了解奈達心中這種源自信仰的動力，就不可能完全理解奈達和他的工作。
為了讓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得到《聖經》，奈達必須解決好幾個難題。他得找到一種切實可行的翻譯方法，並想辦法推廣這種方法；他得幫助人理解並掌握這種翻譯方法，還得提供所需的工具，來幫助人進行《聖經》翻譯工作，並讓人來使用這些譯本。隨著這些問題逐步得到解決，最終使《聖經》翻譯領域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革。
一九七八年，美國《號角》月報（Christian Herald）的編輯這樣寫道：「說到為人提供他們自己語言的《聖經》，奈達的貢獻比任何人都多。奈達是一位翻譯巧匠，他的工作確實促使世界各地遞增了數以百萬計的《聖經》讀者。」*註4
*註4-〈《聖經》翻譯的挑戰〉（The Challenge of Bible Translation），載《號角》（1978年2月）
著名《聖經》學者范昂尼克（W. C. van Unnik）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說：「無論現在還是將來，世界各地許多基督徒都欠奈達博士一份情。這是他們不會知道的，因為他們手中所拿的《聖經》譯本，無論封面還是底頁，上面都沒有奈達的名字。但是，奈達的精神引導了很多《聖經》翻譯者，幫助他們翻譯《聖經》。這些翻譯者辛勤工作，竭力在當今世代使每個人都能用自己的語言來讀《聖經》。」*註5
*註5-W.C. van Unnik，〈《羅馬書》十二章8節的解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Romans 12:8），載Matthew Black & William A. Smalley編。論語言、文化、宗教：獻給尤金．奈達博士》（On Language, Culture, and Religion: In Honor of Eugene A. Nida.; The Hague: Mouton, 1974）
就連近年批評奈達的《聖經》學者范萊文（Raymond C. van Leeuwen），也寫下這樣的話：「如果你讀一本上半個世紀出版的《聖經》譯本，那麼你大概是在讀一本受奈達影響的《聖經》。」*註6
*註6-Raymond C. van Leeuwen，〈我們真的需要另一個《聖經》翻譯〉（We Really Do Need Another Bible Translation），載《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 45/13[2001]）
除了奈達，還有誰能帶來這些改變呢？要使《聖經》翻譯領域有如此翻天覆地的突破，最關鍵的，是領導者必須兼具能力與才華，廣泛涉獵多個領域。而在這個時代，沒有哪個人能像奈達這樣，既是一位啟迪人心的領袖，又具備出色的組織能力。曾經有其他人也看到翻譯應當以意義為先，例如菲利普斯（J. B. Phillips），他翻譯的《新約聖經》就非常清楚淺白。可是，菲利普斯並沒有興趣建構一套理論，或是樹立一個楷模，來幫助其他的翻譯者。事實證明，缺乏這種理論意識是個很大的障礙。就連菲利普斯自己，他曾經嘗試翻譯《舊約聖經》，但最終還是放棄了這個計劃。
奈達與其他學者不同的地方，在於他開創出一套翻譯方法，而任何語言的翻譯者都可以學會並依循這套方法。事實證明，他們真的做到了。另一些《聖經》翻譯者則專注於語言學的分析。譬如，在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任職的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成員派克（Kenneth Pike），就研究出一些極為重要的分析工具，讓語言學家在實地考察中分析語言的音系和語法。派克幾乎畢生與《聖經》翻譯員一同工作，*註7儘管如此，他卻從來沒有開創出甚麼翻譯方法。而在這方面，奈達就辦到了。
*註7-派克在密歇根大學任職語言學教授期間，仍然是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的成員。每個夏天，他總會在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授課。
奈達不僅有天賦的聰明，而且有獨特的興趣，兩者結合在一起，正好使他能夠在翻譯理論上有所突破。一九三六年，奈達以最高榮譽（summa cum laude）畢業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他是優等生榮譽學會（Phi Beta Kappa）*註8的成員，是該校歷史上其中一個分數最高的學生。奈達主修希臘文，副修拉丁文。後來，他在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攻讀希臘文《新約》的文學碩士學位，並開始從事《聖經》翻譯方面的工作。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就讀期間，他發現了語言學這個新領域。語言學研究的是語言本身，以及探討不同語言的異同。後來，奈達又在密歇根大學攻讀語言學研究，並於一九四三年獲得博士學位。
*註8-在美國的大學裏，只有那些成績優異的畢業生，才有資格成為這個團體的成員。
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五三年，每年夏天，奈達都在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授課，那裏的學生分別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語言族群中工作。奈達本身已有深厚的《新約》原文基礎，因著授課，又逐漸熟悉多種語言的結構，掌握語言學的分析工具。既然語言提供了翻譯的原材料，奈達就從語言學中發展出一套有系統的翻譯方法。*註9
*註9-Baker，〈在翻譯研究中的運用語言學模式和方法〉
奈達對語言和傳意*註10參香港城市大學語文學部編、著，《中文傳意──基礎篇》（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1），頁xi-xiii。—譯注]*的了解既深且廣，就像百科全書一樣。他還有一種能力與此相輔相成，那就是他能吸收不同領域和學科的知識，並以創新的方式，把這些知識重新組織起來。奈達的工作從來都不是局限在某一個學科之內。他有天賦的才華，能夠把好幾個學科的資料整合在一起，創出立論連貫的新理論。就連《聖經》翻譯領域以外的翻譯學者，也同樣受益於奈達的學術成果。而許多從事《聖經》翻譯的人，雖然批評奈達的方法，但也感謝奈達使《聖經》翻譯蓬勃發展，這種發展帶動《聖經》翻譯逐漸成為一門學科，影響了這個學科起步的方向。我們會在第九章仔細看看這個過程。
*註10-「傳意」，英文為communication，也可以譯作「溝通」、「交往」、「傳播」等。參香港城市大學語文學部編、著，《中文傳意──基礎篇》（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1）
朗貝爾（José Lambert）是比利時天主教盧汶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in Louvain）的教授，也是當今傑出的翻譯學者。他曾這樣說：奈達無疑是翻譯文化中一塊卓越不凡的豐碑。……我們可以把他視為一名先鋒，是他開始把翻譯研究當作一門學科。說到奈達的功勞，他把翻譯理論和研究與語言學聯繫起來，他自己也在語言學上有相當的成就。……不少語言學家曾傾向於把語言簡化為一套技術規則，而奈達對語言學和語言歷史的看法一直都立場鮮明，他堅持用社會－文化導向的觀點來研究語言。（朗貝爾在紐約「論相似性與翻譯研討會」〔Conference on Similarity and Translation〕〔2001年5月31日至6月1日〕上的致辭。）
奈達提出的理論和方法雖然很有價值，但是，如果奈達不是常年在工場上工作和授課，推廣他的理論和方法，他這套理論和方法也絕不會有這麼多的支持者。而且，奈達還有一項驚人的才能，就是能夠鼓勵他人在世界各地推廣這套方法。有些人起初還持懷疑和觀望的態度，但與奈達共事之後，他們也相信了奈達的方法。奈達的感染力所以如此之強，一方面來自令人信服的事實，他在演講和作為翻譯顧問時所擺出的事實總是令人心悅誠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的演講和討論總是那麼生動有力。早在高中時代，奈達已在辯論比賽中初露頭角，他曾率領學校辯論隊勝出南加州的辯論錦標賽，並獲得「最佳辯論員」的頭銜。*註11任何人只要聽過奈達的演講，都可以保證，奈達準會讓整個演講沒有冷場。
*註11-Eric M. North，〈尤金．奈達的成就〉（Eugene A. Nida: An Appreciation）
要給《聖經》翻譯帶來革命性的突破，所有這些因素缺一不可。缺了任何一個因素，也許就不會有這些改變，又或者遲遲才能有這樣的進展。然而，令人驚訝不已的是，所有這些要素都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由一個人完成了。
這張照片攝於一九四六年，奈達牧師當時是美國聖經公會的聖經譯本幹事，加入美國聖經公會已經有三年了。奈達建立了美國聖經公會的翻譯部門，並負責監督世界各地的《聖經》翻譯計劃。此外，奈達的著作甚豐，出版的學術論著超過二百項，包括專文、評論、專題著作、輔助工具書，以及他專長的幾個範疇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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