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奈達之前的《聖經》翻譯
我們要了解《聖經》翻譯的發展，就必須看一看這門學科的歷史。我們也要知道奈達加入美國聖經公會的時候，《聖經》翻譯界的概況，才能理解奈達倡導的好幾個改善方案，如何促使《聖經》翻譯邁向更專業的境界。
為甚麼教會要翻譯《聖經》*註1
在教會的信徒生活、事工，以及各樣活動中，《聖經》總是不可或缺的。不論是第一世紀的使徒，還是現代的教會領袖，《聖經》都是他們傳福音和出外佈道必備的工具。同時，他們也從《聖經》中得到靈命的餵養和屬靈的指引。教會造就門徒、教導基本要理也是以《聖經》為依據。
*註1-這一節的部分內容曾經在斯泰恩（Philip C. Stine）的〈翻譯福音〉（Translating the Gospel）（載Alan F. Jesson ＆ Mario Cignoni編，《道對世界的巨大影響：從印刷時代到電腦時代（1450-2000）的〈聖經〉》〔The Impact of the Word on the World: The Bible from Print to Computer [1450–2000]; Rome: United Bible Societies, 2000〕）發表過。
歷代以來，基督徒費盡思量，要明白基督信仰對他們身處的處境和時代來說有甚麼意義，他們一直都是藉著《聖經》的字句來聆聽上帝的聲音。來自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斯克羅格斯（RobinScroggs）說，《新約聖經》是教會的基礎文獻。這就是說，《新約聖經》「確立了基督信仰的基本要旨，把既為歷史事實的基督信仰重新定義」。*註2他又說，基督徒也許不盡同意他們在《新約聖經》裏讀到的，但是，除非他們放棄自稱為「基督徒」的權利，否則不能不認同《新約聖經》的內容。
*註2-Robin Scroggs，〈《聖經》作為基礎文獻〉（The Bible as Foundational Document），載《解釋》（Interpretation; 7[1995]），強調的地方為原著所有。
主耶穌在講道和教導人的時候，經常引用《希伯來聖經》，而保羅和其他使徒也是這樣做。這些經卷既幫助他們認識上帝，也成為他們的事工所依據的權威。
用希伯來文寫成的《聖經》經卷，就是基督徒所說的《舊約》，在公元前第三世紀已經翻譯成希臘文。這個譯本稱為《希臘文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簡稱LXX），是第一世紀基督徒採用的《聖經》。當這些基督徒將福音傳向世界各地的時候，他們也把四卷福音書和各卷書信的信息傳播開去，而這些書卷最終也成為了《新約聖經》的主要部分。這些《新約》書卷同樣是用希臘文寫成的，當時希臘文是地中海東岸地區的通用語言。
在最初的幾個世紀裏，教會迅速擴展，也把《聖經》翻譯為好幾種主要的語言，這些譯本反映了教會擴展到哪些主要地區。到第五世紀，已經有了幾個拉丁文譯本（拉丁文是羅馬人的語言），還有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的敘利亞文譯本，埃及的科普替文（Coptic）譯本，以及埃及南部地區的埃塞俄比亞文譯本。而早在第四世紀，烏斐拉（Ulfilas）主教已經為多瑙河地區的人翻譯了哥特語（Gothic）譯本。到第七世紀，傳教士把部分《聖經》翻譯為中文。*註3第九世紀，有阿拉伯文譯本。到十四世紀，有波斯文譯本。
*註3-參Smalley，《翻譯是一種宣教活動》，頁23-24和Eugene A. Nida編，《譯成千種語言的一本書：略述《聖經》全部或部分翻譯出版至超過一千種語言及方言的經過（附超過1100個經文例子）》（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 Being Some Account of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All or Part of the Holy Scriptures into More Than a Thousand Languages and Dialects with over 1100 Examples from the Text; 2nd Edition; New York: United Bible Societies, 1972），頁70。根據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年期約為781年）記載，當時傳教士已經將部分《聖經》經卷翻譯為中文。—譯注
在過去的兩百年裏，所謂的「現代宣教運動」促使了世界各地的教會急速增長。在這段期間，至少有二千種語言已經擁有全本或部分《聖經》的譯本。在最初的十八個世紀裏，平均每個世紀只增添1.9個新譯本，*註4而單單十九世紀就增加了446個譯本。二十世紀到一九九○年為止，增長率已升至平均每十年152個新語種。*註5從本書的附錄可見這顯著的增長。
*註4-這個只是平均的統計數字，有時候一百年也沒有一個新的譯本。
*註5-Smalley，《翻譯是一種宣教活動》
為甚麼《聖經》翻譯工作竟然會與教會增長有這樣密切的關係？為甚麼新的信徒不乾脆用希臘文《聖經》？在美國，有些基督徒偶爾會問：「為甚麼不教所有非洲基督徒讀法文或英文？與其把《聖經》翻譯成幾百種語言，然後印刷出來，倒不如教導信徒讀法文或英文，不是更划算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一點也不簡單。如果要實行上述的提議，會碰到兩方面的困難。首先，成年人通常在學習新的語言時感到困難，尤其是要學習一種與其母語差別很大的語言。即使他們能掌握某種主要語言，能夠理解簡單的敘事文體，他們是否就能夠輕易明白如《希伯來書》那樣複雜的書信？第二方面，問題牽涉到教導千百萬人一種新語言的代價。就人手、物資、金錢方面所需的資源來說，都遠遠超過大部分教會所能承擔的。翻譯《聖經》雖然耗時，但所需的費用卻少得多。
幾年前，來自西非布基納法索（Burkina Faso）的布瓦穆語（Bwamu）教會領袖遇到一個難題。一直以來，他們用的是班巴拉語（Bambara）《聖經》，班巴拉語是那個地區主要的通商語。初信者必須學習讀班巴拉語《聖經》，然後才能受洗。當地的教會領袖說：「現在，教會人數迅速增長，這是我們沒有想到的。數以百計的人來到教會，我們無法教導所有人讀班巴拉語。我們需要把《聖經》翻譯成我們自己的語言。」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明顯的問題，就是信徒可能有學習新語言的推動力（確實有不少這樣的例子），但非信徒就不一定有這種興趣。如果《聖經》的語言不是基督徒要接觸的群體所用的語言，那麼《聖經》就很難成為傳福音和佈道的工具。
人用自己的「內心語言」來表達內心最深處的情感和思想，那是最輕鬆自如的。人需要用母語敬拜上帝和讀《聖經》，一直是《聖經》翻譯工作的主要推動力。桑內（Lamin Sanneh）指出，以非洲為例，在一些地區，使用地方語言的教會增長迅速；而依賴通商語或殖民地語言的教會，增長已經放緩了。桑內認為，在信徒沒有使用母語敬拜的情況下，鮮有教會能夠興旺起來。*註6
*註6-Lamin Sanneh，〈基督信仰宣教活動與西方的罪惡感情意結〉（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 Western Guilt Complex），載《基督教世紀》（Christian Century, 8[1987]）
一九九三年，申克（Calvin Shenk）發表了對北非、非洲東北部的努比亞（Nubia）、埃及和埃塞俄比亞等地教會的研究報告，就母語《聖經》對教會的重要性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在早期教會歷史中，這四個地區的古代基督徒群體可謂舉足輕重。這些群體都有相似的歷史，包括與伊斯蘭教持續的衝突，可是，基督信仰後來在北非和努比亞銷聲匿蹟，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亞卻能在劣境中延續下來。這是因為他們有一個關鍵性的區別，就是他們用的《聖經》譯本。申克指出，北非的基督徒讀的是拉丁文《聖經》。*註7他引用桑內的話：「沒有迦太基語（Punic）或柏柏爾語（Berber）的《聖經》，當地人根本不能在基督信仰中承擔任何有意義的工作；他們會有疏離的感覺，認為教會是外來統治勢力的工具。」*註8埃及的教會把《聖經》翻譯為科普替語，而埃塞俄比亞教會則把《聖經》翻譯為吉茲語（Geez），成為了當地教會繼續存留和發展的基礎。*註9
*註7-Calvin E. Shenk,，〈教會如何在北非和努比亞衰亡，又如何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亞生存：這是本色化的問題嗎？〉（The Demise of the Church in North Africa and Nubia and Its Survival in Egypt and Ethiopia: A Question of Contextualization?），載《宣教學》（Missiology, 21[1993]）
*註8-Lamin Sanneh，《譯出信息》（Translating the Message; Maryknoll, NY: Orbis, 1993），頁69；見於Shenk，〈教會如何在北非和努比亞衰亡，又如何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亞生存〉
*註9-Shenk，〈教會如何在北非和努比亞衰亡，又如何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亞生存〉
此外，信徒要有效地和別人分享福音，也必須擁有地方語言的《聖經》。皮科克（Heber Peacock）曾在聖經公會與奈達一起共事，在非洲的許多地區工作過。他曾經說：「在今天的世界，如果沒有讓各種語言群體直接接觸到《聖經》，傳福音的希望何在？宣講福音的希望何在？一直以來，《聖經》翻譯絕對是所有宣教運動的核心。」（來自與皮科克的訪談〔2000年10月11日〕）
然而，翻譯《聖經》還有一個更為意義深遠的神學原因。桑內指出，在世界上的各種宗教裏，基督信仰是獨一無二的，基督信仰認為上帝的話語能夠通過所有的語言和文化來傳達，也應該這樣傳達。不論耶穌說的是亞蘭文、希伯來文，甚或一種當地的希臘方言，在教會成立之初，新信徒已不需要學習耶穌使用的語言。《新約聖經》的作者使用通用希臘文（Koine Greek）來寫作，那是希臘化時期的日用希臘文，也是當時的通商語，由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323年）把這種語言帶到地中海東岸地區。因此，就連基督教會原創的福音書，也用了通用希臘文來翻譯耶穌的講道和教導。除了一些個別的斷片（例如可15:34）外，福音書作者根本沒有刻意把耶穌用自己語言所說的話保存下來（來自與桑內的訪談〔2000年9月28日〕）。巴爾（James Barr）指出，耶穌的言訓就總體上來說，「我們根本沒有『最原本的』版本，從一開始我們就沒有」。*註10
*註10-James Barr，〈《聖經》現代英譯本眾多，對教會來說是個難題〉（Modern English Bible Versions as a Problem for the Church），載《評論季刊》（Quarterly Review, 14[1994]）
桑內說，基督信仰從本質上來說是個翻譯出來的宗教，那麼按此推論，基督信仰就必定是可以翻譯的；這個事實為教會宣教的本質增添了一股動力（來自與桑內的訪談〔2000年9月28日〕）。
在《聖經》翻譯方面，基督信仰有別於猶太教。引用巴爾的話來說，「猶太教在希臘文的曠野徘徊了一陣子以後，便很堅定地回到了希伯來文那裏」。基督信仰對翻譯的看法跟伊斯蘭教也有著顯著的不同。任何皈依伊斯蘭教的人，不論他們來自甚麼文化、說的是哪種語言，都必須學習用阿拉伯語來閱讀和背誦《可蘭經》，即使他們不明白所學習的是甚麼。整套神學詞彙，包括神的名字，都是外語。麥加是伊斯蘭教屬靈的發源地，虔誠的伊斯蘭信徒都必須盡最大努力，在有生之年至少去麥加朝聖一次。
對於穆斯林來說，未能正確地學會禱文和經文詞彙，在信仰方面會帶來可怕的後果。許多年前，在西非的馬里（Mali），一位曾經是穆斯林的青年人講述他成為基督徒的經歷。當年他被選中去俄羅斯上大學，在前往莫斯科的旅途中，碰巧跟兩個阿拉伯人坐在一起。年輕人渴望讓那兩個阿拉伯人知道他是多麼虔誠，就向他們背誦了他從可蘭學校學到的禱文。可是，兩個阿拉伯人完全聽不懂年輕人的阿拉伯語，說他的禱文和經文詞彙的發音都不正確。這個學生抵達莫斯科的時候，信心完全崩潰了，因為他一直所受的教育都告訴他，只有發音準確，阿拉才會垂聽。因此，過去這麼多年來他唸誦的禱文都是枉費。
沒有一個初信的基督徒會遇到這種衝擊。基督教會從起初就使用信徒本身的語言，在崇拜中如此，在《聖經》上也是如此。*註11基督徒毋須向伯利恆或耶路撒冷尋求屬靈的指引，他們也不必學習新的屬靈和神學詞彙。反之，用地方語言翻譯的《聖經》已經融合了當地的術語、概念和風俗習慣。上帝用當地人的語言和文化向每個人說話。對於世界各地的所有民族，基督信仰不應該是外來的，反而應該深植於當地文化，成為當地的人生活的一部分。無論何時，當《聖經》被翻譯成任何一種新語言，道成肉身就實實在在地發生在當地文化和人民的生活中。*註12
*註11-原文此段到此完結。以後的文字原載於原文頁14，第4段。譯者為使行文更流暢，在不影響對原文的理解下作如此調動。—編注
*註12-Lamin Sanneh，〈福音與文化：《聖經》翻譯所衍生的多重影響〉（Gospel and Culture: Ramifying Effects of Scriptural Translation），載Philip C. Stine編，《〈聖經〉翻譯與教會擴展：最近二百年的發展》（Bible Translation and The Spread of the Church: The Last Two Hundred Years; Leiden: Brill.Pages, 1990）
《聖經》翻譯與教會神學
當講述《聖經》翻譯的歷史時，我們可以採取一個似乎符合邏輯的方法，就是記述一般《聖經》翻譯工作，是在基督信仰進入某語言群體和文化後才開展的。然而，桑內提出了一個相反的研究方向：就是審視《聖經》翻譯在過去二百年裏，如何為基督信仰的大規模擴展作出準備（來自與桑內的訪談〔2000年9月28日〕）。
桑內的提議有幾個很值得考慮的理由。首先，早期教會深信，《聖經》可以用日常的說話方式來表達上帝的話語和勸勉。通用希臘文是當時一種日常的語言。《聖經》用通用希臘文寫成，清楚表明所有的人都應該明白上帝的信息，而不僅僅是受過訓練的精英才能明白。因此，進一步引申，把通用希臘文《聖經》再翻譯成新信徒的地方語言是理所當然的。第二方面，桑內提出，使用當地人的語言來表達上帝的信息，亦代表著這信息「與本土的文化、語言、道德、宗教的術語有著極深層的聯繫」。《聖經》的含義不再只是宣教士帶來的東西，當地人也具備了自行理解的能力。第三方面，使用本土語言來稱呼上帝的名字，打從早期教會開始就有了，這樣做的意義十分重大。只要教會保留並使用本地的名字來稱呼上帝，教會就會擴展開去。但如果教會沒有用本地的名字來稱呼上帝，教會的發展就會延緩。第四方面，當人使用地方語言敬拜上帝和讀《聖經》時，男女老幼都可以理解基督信仰的內容。因此，當許多信仰群體履行《聖經》的教導，確立新的行為模式時，他們的文化就從內部開始轉化。
此外，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宣教士和其他翻譯《聖經》的人都會同時為該種語言建立書寫系統，編纂字典，撰寫語法書，分析語段結構，並記錄該文化和語言中許多重要的事實。結果，那些講本地話的人往往會對他們自己的語言，對記錄本族的歷史，以及用自己的語言寫作產生興趣。桑內描述了在印度的泰米爾語（Tamil）、孟加拉語（Bengali）和特拉古語（Telegu）的《聖經》如何促成了這些文字脫離以梵文（Sanskrit）為主導的文學傳統（來自與桑內的訪談〔2000年9月28日〕）。
在非洲，很多語種向來沒有書面語傳統。然而他們一旦有了字母系統，編寫好語法和字典，最後更有了《聖經》，他們的《聖經》譯本往往會為他們引來公眾的關注。中非的烏干達（Uganda）有這麼一個例子。英國宣教士皮爾金頓（George Pilkington）翻譯了盧干達語（Luganda）《聖經》。剛出版的第一年，通過兩千多名「《聖經》小販」（其中四百多名是女性）的協助，賣掉了一千一百本《聖經》。這些書販還賣出了四千本《新約聖經》，一萬三千五百本福音書單行本，和四萬本識字讀物。一九一○年，美國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訪問烏干達，他記述了自己看見當地的基督信仰經歷了像五旬節般的大復興，看見婦女在基督徒運動中擔當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是多麼驚訝。*註13
*註13-Sanneh，〈基督信仰宣教活動與西方的罪惡感情意結〉
翻譯《聖經》的宣教士不一定能夠親眼見到他們工作的成效，很多都是不能的，但也有些是可以的。米切爾（William Mitchell）講述了一個來自厄瓜多爾（Ecuador）的例子。那裏的宣教士把《新約聖經》譯為基姆博拉佐語（Chimborazo），希望多少能夠「把福音和白種人在歷史上對該種族的壓迫分割開來」。這個地區的基督新教福音派教會得以增長，部分原因是基於「魁楚亞語屬於魁楚亞人」（Quichua for the Quichuas）這種強烈的情感，這是一種在面對種族歧視政權之下，對民族身份產生的認同感。*註14
*註14-William Mitchell，〈《舊約聖經》與安地斯山脈族群〉（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Andean Peoples），載Philip C. Stine編，《〈聖經〉翻譯之最新趨勢》（Current Trends in Scripture Translation; Bulletin of 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 148/149; Stuttgart: United Bible Societies, 1987）
故此，把《聖經》翻譯為地方語言能直接幫助本土教會的發展。這種發展是伴隨著本土教會對自己身份的認同、價值觀和神學而來的。教會深信每個人都應該明白《聖經》，所以教會是親近大眾的，而不是只接納社會上的精英；人人都可以明白《聖經》，都可以到教會裏去。這樣說來，使用了地方語言的教會越來越興旺，也就不足為奇了。
就上述所說的這種因果關係，巴雷特（David Barrett）對六千多個非洲本土教會進行了研究。他的研究可能是這方面最為人所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註15他所列舉的事實顯而易見：無論何處，只要有地方語言的《聖經》，就有本土教會建立起來，可能是一所，亦可以是多所的；如果當地只有《新約聖經》，這種可能性會較低；但倘若那些地區沒有地方語言的《聖經》譯本，建立本土教會的可能性是最低的。這樣看來，聖經公會實在是那些本土教會心目中的英雄。
*註15-David B. Barrett,，《非洲的教派分裂與復興》（Schism and Renewal in Africa; Nairob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從十九世紀初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大多數從事翻譯《聖經》的人都是外來宣教士，他們到達宣教工場後學習了一種地方語言。雖然這些宣教士翻譯員通常會請講本地話的人提供語料，但實際的翻譯工作還是由宣教士來完成。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在歐美的大學接受過一流的古典文學教育，包括學習希臘文和希伯來文。他們經常會對工作地區的語言和文化進行詳盡的研究，為沒有文字傳統的語種制定書寫系統，開設識字班，又會把當地人的民間傳說和歷史記載下來，並編寫語法書和字典。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隨著人類學以及後來興起的語言學的發展，很多西方學者習以為常地批評這些宣教士，指責宣教士破壞或者更改了當地人的文化。但桑內證明了實際情況恰好相反，宣教士的工作促進了本土的文學發展，重新喚起了當地人對自己的文化和語言的興趣。當地群眾不但沒有成為西方人，反而常會產生對自己身份的自豪感。*註16
*註16-Sanneh，〈基督信仰宣教活動與西方的罪惡感情意結〉
在西非的馬里，一位多岡族（Dogon）的老人深刻地見證了這種新的文化自豪感。或許是因為多岡人有充滿特色的面具和雕刻作為他們傳統宗教的一部分，又或者是因為他們居住的村落坐落在懸崖上或峭壁中，對西方國家的人來說非常奇特，因此多岡族是西非族群中被考究得最多的一群。有一次，這位多岡族的老人在著名的法國人類學家格理奧拉（Marcel Griaule）家裏與他交談。格理奧拉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六年一直在研究多岡人，並且出版了許多關於多岡人宗教和世界觀的書籍與專文。那次，格理奧拉向這老人問了個尖銳的問題：「宣教士不是破壞了你們的宗教嗎？」老人回答說：「哦，宣教士對我們宗教的改變程度還不及你。看看你掛在牆上的那個面具，那樣做才是真正破壞了我們的宗教。」多岡老人的意思是，這位人類學家把多岡人用於宗教儀式的面具當作牆上的裝飾。與宣教士向多岡人傳道相比，人類學家的舉動更加顯示他認為多岡人的面具和宗教儀式不帶有任何權能（來自與麥金尼*註17的交流）。
*註17-麥金尼（John McKinney）是一位退休的宣道會宣教士，曾在多岡人當中工作。
如果宣教士沒有翻譯《聖經》，他們對於本地人來說可能就一直只是基督信仰這個新宗教的專家。但因著宣教士強調必須把《聖經》翻譯為當地人的語言，這就賦予新的教會有能力去發展自己對基督信仰的理解，讓基督信仰成為本土的信仰，而不是外來的宗教。這樣做衍生出來的結果就是民眾會質疑所有形式的外來統治，無論是文化上、政治上，或是宗教上的。*註18雖然人們常說現代的宣教運動是與殖民主義一同進行的，但是同樣真實的是，宣教士翻譯《聖經》所帶來的影響，促成了日後殖民主義的沒落。
*註18-Sanneh，〈基督信仰宣教活動與西方的罪惡感情意結〉
現代宣教運動與聖經公會的起源
一般所說的現代宣教運動，出現於十八世紀後期，是啟蒙運動衍生出來的現象。啟蒙運動是歐洲的哲學思潮運動，提倡要相信人類理性的力量，在政治、宗教和教育理論上，這個運動帶來了革命性的創新。舉例來說，當時的人十分關注政治上的平等和社會的不公義，而他們卻深信理性和科學不僅有能力，而且必定會解決所有問題。
宗教是對靈界神祇的個人信仰。在啟蒙運動時期，人們發現這運動所推動的思想正在攻擊著宗教。很多信徒對這種攻擊的回應是繼續持守內心堅定的信仰，並且將信仰融合於對世界的關注。譬如說，凱理（William Carey）在一七九二年發表了一份宣言，題為「基督徒當竭盡所能引領異教人民歸正」（An E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s 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就表達了這份對世界的關注。
各地的基督徒紛紛以行動來回應。同年，英國浸信會傳道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在英國開展了他們的工作。一七九四年，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正式成立，往後幾年裏，大西洋兩岸的宣教機構相繼成立。數以千計的北美基督徒和歐洲基督徒在非洲、南美洲、中美洲、南亞、東南亞、東亞以及太平洋地區開展宣教工作。
這些基督徒的工作包括傳道、辦學、行醫和建設社區，也包括翻譯《聖經》。到了二十世紀末，普世基督教會的中心在地理上來說不再是西歐或北美。進一步來說，由於在非洲、拉丁美洲和東亞的本土教會有著最龐大的增長和活力，普世教會不再以白種人為主了。
這兩百年間，假如沒有以下的兩個因素，《聖經》翻譯就不可能產生這麼大的影響。這兩個因素是西方印刷機器的發明，以及聖經公會運動的開展。早在十一世紀，中國就已經有了活字印刷術，但歐洲的《聖經》譯本得以廣傳，卻有賴一四五○年德國人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發明的印刷術，這項發明亦促進了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期間艱巨的宣教工作。聖經公會運動衍生自現代的宣教運動，當聖經公會開始負責印刷和分發新的《聖經》譯本時，就成了教會和宣教組織非常寶貴的夥伴。
一七一○年，第一個類似聖經公會的組織成立於德國哈雷（Halle），名為堪斯坦恩聖經協會（Canstein Bible Institution），在德國發行全本《聖經》和《新約聖經》將近一個世紀。然而，一個真正向全球展開的聖經公會運動是始於一八○四年成立的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簡稱BFBS）。當時在英國的威爾斯（Wales）很難找到《聖經》，這問題觸發了教會領袖成立聖經公會的意念。雖然意念由一個地方性的問題引發，但事實上，真正驅動他們去成立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的原因是全球性的，是為了「把基督信仰傳遍世界」。根據當時的記載，其中一個創辦人休斯（Joseph Hughes）牧師曾經說過：「如果是為了威爾斯，為甚麼不也為整個大英帝國？為甚麼不也為全世界呢？」（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檔案，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籌組會議報告〔1802年12月7日〕）結果，打從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成立的那一刻起，他們就開始印刷和分發各種語言的《聖經》譯本，包括全新或已有的譯本。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承擔了印刷和分發《聖經》的費用，並且用低於成本的價格銷售《聖經》，讓每個人都可以負擔得起。
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的宗旨是服務教會，並確保所有人都有機會得到他們出版的《聖經》。另外，創辦人不想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標榜任何一個教派或教義的立場。因此，他們堅持出版不加注釋的《聖經》。正如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董事會在他們的創會文件中表明，他們的使命是「促進《聖經》更廣泛的發行，不加注釋，也不加解釋」（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創會文件〔1804〕）。*註19
*註19-詳情請見第四章關於「不加注釋，不加解釋」的討論。
關於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的工作，斯莫利強調了兩點：一方面，他們以供應《聖經》來支持宣教機構和教會；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宣教機構，他們的資源可能會全部放在英文和其他歐洲語言的《聖經》工作上。*註20彼此互賴的關係使現代宣教運動和聖經公會運動緊密地連結在一起。
*註20-Smalley，《翻譯是一種宣教活動》
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成立以後，其他聖經公會亦相繼成立，而歐洲大部分聖經公會一開始時都是從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分支出來的。例如蘇格蘭聖經公會（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就是一些地區性的聖經公會組織以及另一些前屬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的附屬的地區小組合併而成的，於一八六一年開始運作。那些願意在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的領導之下的聖經公會，跨越自己的國界去接觸其他國家，其中有一八一四年成立的荷蘭聖經公會（Netherlands Bible Society）和一八一六年成立的美國聖經公會。美國聖經公會就像蘇格蘭聖經公會一樣，也是併合了一些規模較小的、個別地區的聖經公會。然而，在差不多整個十九世紀，《聖經》的印刷和國際上的《聖經》分發一直由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領導。荷蘭聖經公會負責前荷蘭殖民地的《聖經》分發，特別是印尼；而美國聖經公會則負責拉丁美洲、利比里亞（Liberia），以及因應美國宣教士的要求在其他地區分發《聖經》。
聖經公會審核《聖經》譯稿
在這段時期，翻譯員會把他們的譯稿寄給他們熟悉的聖經公會，然後由聖經公會來印刷，並在說這種語言的地區分發《聖經》。這個過程促使了聖經公會在世界各地設立《聖經》分發站，到了一九六○年代，大部分《聖經》分發站或地區辦公室漸漸轉型，成為獨立的聖經公會。
十九世紀初，在紐約、阿姆斯特丹和倫敦的聖經公會人員雖然不能正式檢查個別譯本的內容，但他們深切關注翻譯工作的素質，並且希望確保這些譯本不會帶有任何的神學偏見。一八二六年，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開始對所有的「外文譯本」進行審閱。在兩個附屬的聖經公會中，發生了兩件令聖經公會難堪的事情，據說在法國的斯特拉斯堡聖經公會（Strasbourg Bible Society）竟然有《聖經》附有「異端的」前言，*註21而在瑞士的洛桑聖經公會（Lausanne Bible Society）則發現附有注釋的《聖經》。這些事件亦說明譯本審查和互相監察的制度的迫切性。
*註21-筆者從未能找到「異端的」（infidel）前言到底是指甚麼。
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委員會（董事會）察覺到他們必須對所出版或資助的譯本加強監控。於是在一八二八年，委員會決定由專人審閱所有的譯本。一八三○年，委員會任命格林菲爾德（William Greenfield）為翻譯及編輯部門的第一任主管，負責編輯所有他們出版或資助的非英文譯本，檢查這些譯本的準確性，確保譯本符合他們訂立的規則。這個職位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年代，只是在一九四五年易名為聖經翻譯幹事（Secretary for Translations）（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常務會議記錄）。
一八七七年，當時翻譯及編輯部的主管格德爾斯通（R. B. Girdlestone）對翻譯員、編輯和校訂者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議。多年後，這些建議增訂為一份比較詳細的文件，用來檢查譯稿的完整性。這份指引文件也討論了一些翻譯上的問題，例如要注意重要神學詞彙和名稱的一致性。
這些指引涵蓋了很多實際的問題，其中不少到今天仍然適用。舉例說，論到組織一個翻譯委員會和顧問委員會，這份指引聲明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不會發行只由單一翻譯者完成的譯本。今天，聯合聖經公會仍然主張由兩到三位翻譯者一起工作，並且鼓勵不同語言群體的教會和基督徒團體派出代表，參與翻譯委員會和審稿委員會的工作。聯合聖經公會堅持，不論有多少翻譯人員參與的翻譯項目，都必須有嚴謹的審核過程。
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的指引也強調，譯文除了要令讀者能理解《聖經》原文，也要保留《聖經》的歷史性：《聖經》譯本不應該令人以為《聖經》記載的事情發生在當時或當地。這個指引至今仍是一個極重要的提醒。這份指引還授權翻譯者將經文分段，以免章節的劃分割斷經文，使經文含義不明確。章碼要放在每一頁的邊緣，節碼則保留在段落裏。
不過，指引中的其他建議今日未必全部合用。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特別重視對關鍵的神學、非物質、情感和教會詞彙要有統一的譯法。他們聘請了一些《聖經》專家，讓翻譯員向他們查詢解經上的個別問題。
如果譯文有些地方會令讀者不明白《聖經》原文的意思，例如一些專有名詞和人名的詞義會影響讀者的理解，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容許譯本在那些地方加上注釋。此外，也可以為一些名稱補上表達類別的詞語，例如「約旦」指的是河的名字時，可譯作「約旦河」。但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始終強調原文的表達形式比意義更重要，因此，他們跟隨《英王詹姆斯欽定譯本》（King James Version）的傳統，所有額外加添的文字都必須印刷成斜體字。「形式重於意義」所造成的後果，就是許多讀者誤以為那些斜體字特別重要。
到了二十世紀初，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荷蘭聖經公會和美國聖經公會逐漸有了審核譯稿的部門，或者至少是指定專人來負責審稿。審稿人員仔細地審查每一份呈到聖經公會的譯稿，並以指引中的原則審核譯文的準確性。即使這些審稿人員不懂他們所審核的譯本的語言，他們都能極為熟練地找出遺漏的經節和句子。他們甚至還能就一些關鍵的《聖經》詞彙提出疑問。
然而，在這個審核譯稿的過程裏，「形式重於意義」的原則依然有效。如果《聖經》原文裏使用了動詞的被動式，審稿人員就會在譯本裏找動詞的被動式，即或那種地方語言根本沒有被動式！同樣，如果在原文裏有一個專有名詞，那麼，即使按那種地方語言的語法在該處用代名詞翻譯會更加自然，審稿人員依然會查看那個專有名詞有否出現在譯文裏。此外，審稿人員當然不會明白譯入語在語段結構上的各種問題，*更遑論提出這一類問題了。
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
從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早期，歐美的宣教士、殖民地官員、商人以及學者，接觸到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語言、文化和宗教，就發現這些地區的語言、文化和宗教與歐美的大不相同。他們熱切地研究這些族群和他們的語言，人類學和其後出現的語言學就是從這些經驗而來的。其中有些宣教士和學者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貢獻，讓我們有機會了解不同的文化和語言。可是大部分的宣教士和翻譯者沒有受過適當的訓練，也缺乏對文化問題的敏銳觸覺，以致他們的工作並未能達到最理想的效果。很明顯，他們需要接受一套有系統的語言和文化訓練。
有一位美國宣教士名叫金綸．湯遜，他十分認真地思考宣教士培訓的問題。一九一七年，他到危地馬拉（Guatemala）、墨西哥和秘魯宣教。在危地馬拉，他參與了中美洲差會（Central American Mission）的工作，負責分發《聖經》。湯遜手頭上的是西班牙文《聖經》，但他很快就發現那個國家大部分人都屬於少數民族，擁有自己的語言，他們對於用西班牙文交談和閱讀感到困難。
有一次，一個危地馬拉的印第安人問湯遜有沒有卡克奇克爾語（Cakchiquel）的《聖經》，卡克奇克爾語是危地馬拉的一種原住民語言。湯遜沒有這種語言的《聖經》譯本，那個印第安人就對湯遜說，如果湯遜信奉的上帝連卡克奇克爾語都不會說，怎麼能說他是奇妙的？後來湯遜就學會了這種語言，並且翻譯了卡克奇克爾語的《新約聖經》（來自與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的博斯韋爾〔Freddy Boswell〕的交流）。
湯遜在自學卡克奇克爾語的過程中，沒有任何輔助工具書可以幫助他。他很快就意識到要運用當地的資源，並建立了一套有系統的方法訓練翻譯員。當時美國只有幾所大學開設語音學課程，但湯遜仍然決意要把這個學科的專門知識介紹給宣教士（來自與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的考恩〔George Cowan〕的交流）。
一九三四年，湯遜辭去中美洲差會的工作，開始為新入職的宣教士舉辦夏季訓練營。這個新課程專門研究語言學和聖經翻譯，由美國費城的拓荒宣教差會（Pioneer Missionary Agency）資助部分經費。湯遜希望，這些學生完成這個課程後，可以在一些宣教團體和機構的資助下從事《聖經》翻譯工作，包括美國聖經公會。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二日，湯遜寫信給美國聖經公會的格雷戈里（R. R. Gregory）牧師，清楚表明自己不想成立一個新的機構，他希望學生完成課程後可以有機會替美國聖經公會工作。*註22
*註22-Hugh Steven，《通往世界的門戶─在墨西哥的歲月：金綸．湯遜回憶錄，1934-1947》（Doorway to the World: The Mexico Years: The Memoirs of W. Cameron Townsend, 1934–1947; Wheaton, Ill: Shaw, 1999）
然而，這個訓練課程的規模越來越大，開始派學員到墨西哥以及其他地方做語言分析和翻譯的工作。這時，獨立運作就顯得很有必要了。一九四二年，原來的訓練課程變成了兩個姊妹機構，其中負責專業培訓的機構起名為「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而負責宣教的部門亦正式成為一個機構，名為「威克里夫聖經翻譯協會」（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以推動《聖經》翻譯為首要的使命，尤其重視《新約聖經》的翻譯。今天，他們有超過六千名成員在一千二百多種語言中從事翻譯和識字教育的工作，並已將《新約聖經》翻譯成超過五百種語言。此外，他們也為數以百計來自全球的宣教士和翻譯員提供了基本的語言學和翻譯訓練。
聖經公會和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的比較
在拓展《聖經》翻譯方面，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和聖經公會的工作都非常重要。但是，這兩個機構在一些關鍵性的觀點上有所不同。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由始至終都是一個宣教機構，其成員都特別關心《聖經》怎樣引導人得救。他們大都贊成《新約》比《舊約》更容易引導人得到救恩，因此他們一直的工作絕大多數都是翻譯《新約聖經》。然而，近年來，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也逐漸增加了《舊約》的翻譯工作。此外，他們還特別針對沒有《聖經》的語言去開展翻譯工作。很多這樣的語言所在的地方並沒有教會，所以，他們通常會在那些原來沒有教會的地區翻譯《聖經》。
至於聖經公會，他們著重於翻譯整本《聖經》。部分原因是聖經公會採取一個比較廣闊的神學觀點，認為整本《聖經》都是上帝對各個族群和文化所說的話語。舉例來說，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甚至在那些以穆斯林為大多數的地區，許多文化裏都可以找到一些與《舊約》信息深有共鳴的地方。米切爾在一九八七年曾經這樣估計，他說把《舊約》引進安第斯山脈（Andes）那裏的教會，會增加教會的獨立感，而且會引申出本土神學的發展，使當地人的世界觀能與《創世記》裏的創造故事結合起來。「這樣，他們神學的起點就會是創造的神學，並把重點放在人的尊嚴、人格、男人和女人的權利，以及他們作為上帝的管家管理受造物的責任。換言之，他們的反思就會始於《創世記》，而非《出埃及記》。」*註23
*註23-William Mitchell，〈《舊約聖經》與安地斯山脈族群〉，載Philip C. Stine編，《〈聖經〉翻譯之最新趨勢》（Current Trends in Scripture Translation; Bulletin of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 148/149; Stuttgart: United Bible Societies, 1987）
另外一個強調翻譯整本《聖經》的原因是與聖經公會的使命有關的。聖經公會致力扶助教會所有的事工，所以他們提供的《聖經》不僅僅是為了宣教，也是為了屬靈的餵養和成長，同時也為了教導信仰的基本要理和造就門徒的工作。因此，聖經公會傳統上不在沒有教會和沒有人能講解《聖經》的地方開展《聖經》翻譯工作。此外，一般而言，聖經公會一直以嚴謹的態度處理經文，免得把過多的文化、神學和歷史資料加入譯文當中。即使有時候這些信息已經在原文中有所暗示，而且可能有助於現代的讀者理解經文，聖經公會也會小心處理；他們寧願依賴教會去教導《聖經》背景的知識。
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特別專注於《聖經》翻譯工作。從外地來的宣教士進到那些沒有《聖經》譯本的地區，學習並分析當地的語言，制定一套書寫系統，並開設識字班，由本地人作助手來翻譯《聖經》。《聖經》譯好以後，由其他的機構負責印刷和分發《聖經》譯本。這種專注於翻譯工作的方針，使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的工作人員在語言學領域上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們已經研究、調查並具體勘察了三千五百多種語言，編寫了八百多部字典和語法書籍。他們的成員在專業的期刊和專書上發表了六千多篇專文，出版了近二千本專門的書籍。他們有二千名成員擁有碩士學位，三百多名成員有語言學或相關領域的博士學位（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一九九八年年度報告）。
相比之下，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的陣容與聖經公會的翻譯顧問團大不相同。聖經公會只有七十位為聯合聖經公會或某個地區的聖經公會服務的翻譯顧問。這些翻譯顧問絕大多數都有博士學位，但他們的學位大部分是《聖經》研究而不是語言學的，而且他們的研究傾向集中於翻譯理論以及如何把《聖經》研究和語言學應用於《聖經》翻譯上。他們當中很少人會深入地學習一兩種地方語言，反之他們會對很多不同語言的翻譯員提供幫助。
聖經公會印刷出版《聖經》，但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並不負責出版的工作。傳統上，聖經公會不從事翻譯和修訂，他們把這些工作留給說本地語言的教會和宣教團體來做，他們只是資助這些工作。多得奈達的改革，近幾十年來聖經公會也在翻譯和修訂工作方面提供技術上的協助。聖經公會印刷並銷售這些《聖經》譯本，而且只要教會有需要，他們就繼續承擔這項工作。
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的創辦人湯遜從一開始就明白兩個機構的區別。對他來說，這就足以鼓勵兩個機構互相合作。一九三九年，他在寫給一位同事的信中說：我深信，如果世界上還有數以千計的部落至今連上帝話語的部分都沒有聽到，那麼對於所有有志於把上帝的話語帶給他們的機構來說，合作是必要的。如果是這樣，我們就應該專注於我們翻譯《聖經》的工作，讓聖經公會去印刷《聖經》。那些有宣教團體在工作的地方，就由他們負責建立教會和教導信徒。*註24
*註24-Steven，《通往世界的門戶》
羅馬天主教會、東正教會與《聖經》
六十年代以前，羅馬天主教很少參與《聖經》翻譯。這並不表示天主教忽視地方語言，在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傳教士都會學習地方語言，並且使用這些語言與人溝通。事實上，他們也曾為地方語言編寫語法書，並翻譯了很多教導信仰基本要理的資料，只是當時的羅馬天主教仍偏重使用《拉丁文武加大譯本》（Vulgate）。但是，正如斯莫利指出，羅馬天主教一直藉著口授、戲劇、雕像和彩花玻璃窗飾傳授《聖經》，就像他們在歐洲許多個世紀以來都使用這些方法傳達《聖經》信息一樣。*註25
*註25-Smalley，《翻譯是一種宣教活動》
直到一九六五年，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Second Vatican Council）結束以後，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變。從那時起，羅馬天主教開始大規模地從事《聖經》翻譯，絕大部分的參與是跟聖經公會合作。至於正教方面，他們在二十世紀時對翻譯工作不太感興趣。大部分正教教會在這時期都在鐵幕統治之下，政治的現實環境嚴厲地限制了宗教生活。不過，有兩個例外證明了正教教會的取向：埃塞俄比亞和希臘正教的教會一直沿用原來的《聖經》譯本。在一九○一年，一個通俗（大眾的）希臘文譯本面世時遭到公眾極大的反對。結果，正教教會普世牧首約雅敬（Ecumenical Patriarch Ioakeim）發佈了一個通諭，譴責這個譯本。暴亂者在雅典的街上遊行，抗議這個他們認為貶低了神聖話語的譯本。*註26時至今天，情況已經遠遠和過去的不一樣了。
*註26-Robert Browning，〈古今希臘語使用者如何使用雙語〉（Greek Diglossia Yesterday and Today），載《語言社會學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35[1992]）
一九六○年的情況
在六十年代，《聖經》翻譯工作主要是靠從外地來的宣教士來推動。這些宣教士有些是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的成員，有些是教會辦的宣教機構差派的。然而，大概就在這個時期，主流的教會開始積極參與《聖經》翻譯工作，讓說本地話的人和宣教士顧問組成小組一起工作，這也是聖經公會當時採用的方法。這時，不少宣教士顧問和本地助手都已經有了一些語言學或音系學（phonology）的訓練，但是卻沒有一套普遍適用的翻譯理論作為依據。誠然，一些具體的指引能幫助解決很多方面的困難，但無論是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還是聖經公會，都沒有制定出一套有系統而又實用的翻譯方法。直至六十年代為止，翻譯者只能獨力工作，除了某幾家主要的聖經公會翻譯部門的工作人員外，幾乎沒有任何專家或顧問可以幫忙解決問題。他們把譯稿寄往紐約、倫敦或者阿姆斯特丹，讓那裏的審稿人員在出版前檢查譯稿的完整和一致性。這些譯本大部分都與《聖經》原文的希臘文和希伯來文在形式上極為相近，又或者與現代歐洲語言如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的譯本形式相近。
雖然這些譯本對教會造成了重大的影響，但其中有很多譯本是難以理解的，傳道人往往要花整段講道的時間來解釋《聖經》經文的意思。因此，認識《聖經》的權利仍局限於那些受過一些《聖經》訓練或讀過神學的人，而且這些訓練多數是來自宣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