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奈達的治學與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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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達的才能、個性和帶來的影響

奈達身上最突出的特質，莫過於他那份對《聖經》翻譯全情投入的熱忱，使更多人能讀到明白易懂的《聖經》。要了解奈達這個人，始終都要以這一點為基礎。一九八八年，奈達回顧他的事業生涯，總結了他從工作中領悟的道理。他寫道：

這份工作給了我另一個深感榮幸的機會，那就是讓我認識到《聖經》裏的信息確實是當今最重要又最具意義的信息。當我看到，明白易懂的《聖經》譯本可以完全改變內心頹廢的嬉皮士，改變自鳴得意的讀書人，改變住在安第斯山脈、飽受壓迫而意氣消沉的印第安社群，我就明白，沒有甚麼東西能夠取代這份福音。*註1

*註1-Nida，〈我在宣教工作中的朝聖之旅〉，頁62。

奈達不僅委身於傳播《聖經》的事業，還能夠清晰有力地把他的洞見和熱忱傳達給別人，他既具備這樣的技巧，而他的個性也適合做這些事。奈達卓越的溝通技巧往往令人讚嘆不已；假如他沒有這種能力，恐怕也就不會領導這場翻譯改革。奈達一次又一次找到最奏效的辦法，說服那些質疑他的翻譯方法的人。奈達自己雖然來自福音派，卻能跟所有的人共事，無論對方具有怎樣的神學或教會背景，在教會體制裏的地位如何，奈達都能夠與對方合作。

此外，奈達還具有多方面的才華，遇到他的人都驚歎他是那麼多才多藝，興趣和成就又是那麼廣泛。奈達是個靈巧的木匠，他和夫人奧西婭在美國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Greenwich）擁有自己的房子，家裏的大部分家具都是他親手造的。奈達還通曉園藝，他在康涅狄格州自家的院子裏種了四百來株玫瑰。退休後，他和奧西婭搬到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老人退休中心居住。他得到中心管理員的允許，把三百五十株玫瑰移植到那裏。在奈達的悉心照料下，每年有三萬來朵鮮艷欲滴的玫瑰下來，送到社區裏的家家戶戶，而且天天如此。

奈達還熱愛攝影，而且技巧純熟。他在多年的工作生涯中，常常帶著他的尼康（Nikon）相機，走過田野和村莊，隨手拍下風景和人物，而這樣一幅情景本身也成了認識奈達的人所熟悉的圖像。

桑德斯憶述了在「希伯來文《舊約聖經》文本委員會」（Hebrew Old Testament Committee）工作時的一段經歷。那是一個夏天，委員會在蘇格蘭的聖安德魯斯市（St. Andrews）開會。一天午後，他們租了一艘漁船，開到附近的島嶼上。大家一起沿島散步，奈達居然認得每一種植物和鳥類。奈達在植物學、鳥類學及許多其他領域的淵博學識，深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來自桑德斯的訪談〔2000年9月29日〕）。此外，在進行《希臘文新約聖經》項目的那些夏天，奈達還表現出另一項才能，就是教梅茨格博士的兒子們游泳！

奈達喜愛鍛煉身體。他喜歡遠足，直到今天，他已經快九十歲了，*註2還保持著這份愛好，每年能夠走上幾百英里。奈達健壯的體魄使他仍然能夠經常演講和寫作，而他現在依然精力充沛，對生命充滿熱情，身體健康也是部分原因。

*註2-奈達生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本書的中文版面世時，奈達年屆九十二歲。—譯注

人際關係

一九九三年，奈達的第一任夫人奧西婭去世。後來，奈達在一次翻譯研討會上認識了費爾南德斯－米蘭達女士（Elena Fernandez-Miranda）。費爾南德斯－米蘭達女士在筆譯和口譯方面都很出色。她是個律師，但又在西班牙的馬德里康普滕斯大學（Complutense University）獲得最高榮譽（summa cum laude）的法國文學博士學位。費爾南德斯－米蘭達和奈達於一九九七年結婚，現居於布魯塞爾。她在當地擔任歐盟執委會翻譯部門（Translation Service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的負責人，管理二百五十位翻譯員的工作。

奈達建立了出色的翻譯顧問團隊，在他的努力下，團隊成員之間培養出一種服務精神和友愛之情，而奈達在工作上的許多成就都來自他的團隊。另一方面，翻譯顧問的很多福利也是奈達為他們爭取得來的。奈達從五、六十年代開始建立翻譯顧問團隊，差派許多翻譯顧問到美國以外的地方工作。當時，美國聖經公會的人事守則和規章還未臻完善，不能充分照顧翻譯顧問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種種問題。譯本委員會（Committee on Versions；後來改名為翻譯委員會〔Committee on Translations〕）的會議記錄顯示，奈達經常提出一些臨時動議，幫助解決翻譯顧問的醫療、子女教育、外出工作、薪金等問題。他親自與每個人見面，設身處地考慮對方的需要，並提出他認為需要採取的行動。奈達認為，在可能的情況下，照顧員工的需要並不會花費聖經公會多少錢，反而發揮了效益，激發起員工的積極性。奈達常常教導其他人，員工如果不滿意他們的待遇，就不會有最好的工作表現。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奈達的下屬覺得自己不管有甚麼需要，或碰到甚麼難處，都可以去找奈達，而他們亦相信奈達肯定會盡力幫助他們。奈達做事往往超出了自己的職責範圍，他常常親自關心翻譯顧問的家庭和他們個人的處境。例如，菲律賓籍顧問阿理奇亞憶述了奈達過去怎樣幫助他。那時，阿理奇亞加入聖經公會不久，奈達夫婦借給他和妻子一筆錢，讓他們在菲律賓買了自己的房子。這筆錢用來買房子綽綽有餘，還足夠多買一架鋼琴，全家的音樂才能就是靠這架鋼琴陶冶出來的，阿理奇亞的女兒米麗婭姆（Miriam）甚至考慮要以音樂為業。這筆錢阿理奇亞夫婦過了好幾年才清還，奈達也沒收分文利息。後來，阿理奇亞的孩子到美國上大學，奈達夫婦又常跟孩子們保持聯絡，在有需要的時候幫助他們（來自與阿理奇亞的訪談〔2000年6月28日〕）。

奈達對人慷慨，而且不分種族、國籍和信仰。奈達曾幫助剛果長老會的一個神學生；到過中國以後，他又開始鼓勵並幫助許多中國學者，不介意他們是不是基督徒。奈達還曾經支持一個名叫雷切爾．慕西比．康約羅（Rachel Musimbi Kanyoro；本姓安戈戈〔Angogo〕）的肯尼亞年輕姑娘，她是由聯合聖經公會獎學金資助的學生，當年在德克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攻讀博士學位。在那些日子，奈達和奧西婭把自己的家隨時開放給慕西比和她的未婚夫，夫婦兩人和這對年輕情侶建立了親密的友誼。康約羅夫婦在事業、家庭上遇到許多難以抉擇的時刻，都是奈達夫婦陪他們走過的。後來，慕西比離開了聯合聖經公會，到世界信義宗聯合會（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擔任領導職位，但她和奈達夫婦的情誼從未間斷。

奈達還有多方面的才華，遇到他的人都驚歎他是那麼多才多藝，興趣和成就又是那麼廣泛。他是個靈巧的木匠，也很有園藝方面的天分。奈達還熱愛攝影，而且技巧純熟。他在多年的工作生涯中，常常帶著他的尼康相機，走過田野和村莊，隨手拍下風景和人物，而這樣一幅情景本身也成了認識奈達的人所熟悉的圖像。從本頁和下頁的圖片可見，奈達細心觀察身邊的事物，孩童、植物、手工藝品等常常都成了他拍攝的對象。

許多翻譯顧問和翻譯員也提到類似的經歷。他們還說，很多時候是奈達的妻子奧西婭察覺到他們的需要或憂慮，並適時關心他們。她和奈達對他們濃情厚誼，用親切而慷慨的實際行動，給了他們許多幫助。

奈達那種令人費解的工作熱誠與他慷慨的性情相配。奈達對工作充滿熱忱，這份熱忱有時幾乎耗盡了他。有時候，他一心想著要達成目標，卻沒有留意到別的人，像翻譯顧問、翻譯員或聖經公會的同事等，也許並不像他那麼火熱，願意一天工作十八個小時，或是長期遠離親朋好友，去遙遠的地方工作。奈達期待別人這樣委身，因此，他亦往往因為別人未達要求而感到失望。有的人因而對奈達心生埋怨，還有人因為這樣的工作性質和需要付出的犧牲而卻步。可是，奈達對工作的委身如果不是這樣遠遠超乎常人，他也不可能取得那樣的成就。因此，奈達的「專心一事」既是祝福，也有其弊處。儘管如此，有些人就算不贊成奈達的方法，往往也會欣賞他所取得的成就和努力要做到的事情。

大多數與奈達共事的人都認同，這份工作使他們獲益良多，而他們也樂在其中。奈達記得，他有一次告訴美國聖經公會的總幹事諾思說：「謝謝你讓我做這些事，我覺得挺有趣。」諾思回答說：「說實話，我們壓根兒不知道該叫你去做甚麼。」（奈達在「論相似性與翻譯研討會」〔2001年5月31日至6月1日〕上的致辭）奈達一看到有甚麼需要，就想出解決的辦法。他以工作為樂，也從工作中得到回報。奈達的喜樂也感染了別人，他招募的每個翻譯顧問都能分享到這份喜樂。奈達幫助他們各人領受了他那種對工作的使命感，並創造出一個令人愉快的工作環境。

影響奈達的主要因素

奈達認為，翻譯應當自然流暢、明白易懂。當他還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修讀希臘文的時候，就已經有了這種看法。他的老師從來不許學生翻譯的時候照著字面直譯。奈達在一九九一年寫給埃林頓（John Ellington）的一封信中提到，他的老師「深信，照字面直譯不單會間接歪曲原文文本的意義，還會使人在英文寫作上養成陋習」（來自奈達一九九一年致埃林頓的信）。此外，奈達修讀希臘文時，讀過一些譯得非常出色的古希臘作品英譯本，文筆優美，比他以往熟悉的大多數英文《聖經》譯本都更能達意。

在密歇根大學就讀期間，奈達還曾研究語言學和人類學，從中深受另一方面的影響。奈達解釋道：「如果要有效地向不同語言和文化的人傳意，那就意味著必須充分考慮各種文化因素。」（奈達在「論相似性與翻譯研討會」上的致辭）我們引用奈達的著作，說他把文化研究方法引入了翻譯領域，這樣說並沒有曲解奈達的著作。

此外，奈達還採用了存在主義哲學家對語言的理解，特別是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思想。維特根斯坦認為，詞語包含甚麼意義全視乎我們怎樣使用語言。要理解某個詞語的含義，可以牽涉到了解這個詞所指稱的對象（如果它確有所指），判斷這個詞是否用作俚語或比喻，還要知道它的詞類，並分析詞語內涵的價值。因此，如果說詞語的意義基本上取決於用法，雖然有點把問題過分簡化了，但也未嘗不可。功能相符作為一種翻譯方法，所依據的就是這個概念。

功能相符的觀念也在當時（五、六十年代）的神學發展中得到肯定，尤其是新正統主義（neo-orthodoxy）。譬如，瑞士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聲稱，神學的起點不在於人類本身或人對上帝的看法，神學始於上帝和他的話語。在巴特看來，啟示就是神學的基礎，而巴特亦非常重視上帝的話語，這話語藉著耶穌基督啟示出來，寫在《聖經》上，並且被人宣講。巴特關注的不是歷史性耶穌（historical Jesus），而是信仰的基督（Christ of faith），也就是由眾使徒見證並宣揚的復活的基督。至於《聖經》作為上帝的話語，巴特認為，《聖經》包含上帝的話語，卻不是上帝的話語本身。新正統神學強調《聖經》只是盛載上帝話語的器皿，由此也強調了《聖經》的信息是貫徹始終的。由於新正統神學的影響，很多人對詮釋學（hermeneutics）這門解釋《聖經》的學科重新產生興趣。

奈達讀過巴特的著作，也讀過其他著名神學家如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和蒂利希（Paul Tillich）的作品，只不過沒有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他們的名字。奈達身為美國基督教會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of Christ）其中一個委員會的成員，曾經會見美國舉足輕重的新正統神學家、耶魯大學的尼布爾（Richard Niebuhr），和他一起討論如何有效地傳遞基督的信息時，也談及神學的發展（來自奈達一九九一年致埃林頓的信）。

此外，奈達還研究了《新約》作者如何引用《七十士譯本》（即《希伯來舊約聖經》的希臘文譯本）。他將引文與希伯來文《聖經》對照，從中發現，《新約》作者的做法對他提出的翻譯法其實也是一種鼓勵。從《七十士譯本》的文字來看，譯者顯然是注重經文的意義，強調《聖經》與時代的關聯，而並非根據逐字默示的觀念來翻譯《聖經》（來自奈達一九九一年致埃林頓的信）。

政治、經濟氣候

回顧過去，也真讓人驚訝，無論世界上發生甚麼大事，出現甚麼新的潮流，《聖經》翻譯工作好像都沒怎麼受到影響。一九四四年，奈達加入美國聖經公會不久，就開始到工場上協助翻譯員，那時世界上許多地區正燃燒著二次大戰的戰火。當然，要進入飽受炮火蹂躪的主要戰區的確不可能，於是奈達探訪了美洲地區的翻譯員。戰爭一結束，奈達就前往亞洲、太平洋地區、歐洲以及非洲等地工作。

五十年代美國國內的反共浪潮、朝鮮戰爭、麥卡錫時期（McCarthy era）的政治迫害，*註3六十年代的越南戰爭、南亞和非洲的獨立運動以及美國的民權運動（更不用提經濟的起落興衰），這一切歷史變遷都沒有阻擋宣教士的腳步。他們源源不斷地走出北美和歐洲，奔赴工場，翻譯《聖經》。奈達都跟所有的人一起努力。《聖經》翻譯以驚人的速度增長，而且，隨著聖經公會開始為翻譯員提供高素質的培訓和協助，奈達的翻譯顧問團隊也在不斷壯大。同時，由於商用客機投入服務，道路改善，使得交通更加便利，翻譯顧問可以照顧到更大區域的工作。

*註3-從四十年代末起至五十年代末，隨著美國與共產國家（如前蘇聯和中國）冷戰逐漸升級，美國社會瀰漫著一種「恐共」的心態；在這期間，很多懷疑是共產主義的支持者或同情者（特別是演藝界人士、公務員或教育家）受到嚴苛的盤問和監視。在這場運動背後的主要策劃者就是當時美國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1908-1957）。—譯注

這些年間，《聖經》翻譯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聖經公會支持的翻譯項目開始由母語翻譯員來承擔。當然，所以有這種轉變，部分是由於當時世界上許多地區都鼓吹獨立精神，但同時，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奈達倡導動態相符的《聖經》翻譯方法。只有母語翻譯員才能最得心應手地運用動態相符的方法，翻出最好的《聖經》譯本。奈達和聯合聖經公會都大力鼓勵教會承擔翻譯計劃，使用母語翻譯員來翻譯《聖經》。

在經濟衰退時期，聖經公會本身得到的捐獻也相應減少，教會光是支持自己國家進行的項目，預算就已經比以前更緊張了（過去，教會差派的宣教士在《聖經》翻譯計劃的參與較為積極，因此教會對翻譯工作的支持也比較多），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聖經公會還是勇於承擔翻譯計劃所需的一切資金。諾思十分支持奈達和聖經公會的翻譯計劃，他那種堅定不移的態度，不止一次左右了美國聖經公會的決定。霍姆格倫曾經說過：「在我的印象中，奈達所要求的從沒有遭到否決。不管奈達提議下一步做甚麼，諾思總是百分之百地支持他。」（來自與霍姆格倫的訪談〔2001年1月〕）而其他聖經公會在籌劃預算時，也總是優先考慮到正在擴展的翻譯工作。諾思退休後，美國聖經公會和聯合聖經公會仍然沿用這項政策。翻譯計劃總會得到所需的經費，以繼續為翻譯員提供高素質的協助。

不過，優先考慮翻譯計劃的政策也帶來一個負面影響。由於《聖經》翻譯計劃不斷增多，需要出版的《新約聖經》和全本《聖經》也越來越多，以致聖經公會在財政上常常不勝負荷。有一次，聖經公會召開了一次特別艱難的會議，因為資金短缺，美國聖經公會和聯合聖經公會的資深財務主管巴斯就在會上抱怨說：「我看我們都在收割奈達種的莊稼。」其他人卻悄聲說：「可這是多麼榮耀的收穫！」

作為一個學者

奈達是個素負盛名的學者，這使人們可以信賴他提出的《聖經》翻譯法。奈達確是個名副其實的學者，學識淵博，精通好幾個學科，這一點少有學者能與他看齊。無論在語言學、《聖經》研究、宣教學、符號學（semiotics）、詞典編纂學，以至翻譯研究等方面，奈達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奈達同時得到美國語言學學會和聖經文獻學術會（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簡稱SBL）的嘉許，那是非常難得的殊榮。多年來，好些國家的大學給奈達頒發各種榮譽學位，以表揚他的貢獻。

奈達不但精通幾個學科，更重要的是，他還能夠把複雜深奧的學術知識化繁為簡。奈達能夠從學術著作中選取對翻譯員和學生有用的信息，用深入淺出的手法表達出來，讓他們都能明白並且學以致用。只有對某個學科融會貫通以後，才能像奈達那樣去蕪存菁。假如奈達沒有這種化繁為簡的本領，那他的翻譯法亦絕不可能廣為人所採用。

奈達給來自不同學術背景的翻譯員和學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有非凡的創意，能夠以創新的方式把多種學科的概念整合在一起。奈達的基本翻譯理論包含了從不同領域得來的概念，包括語言學中的不同學派、傳意科學、心理學、符號學等等，每個概念都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奈達擁有希臘文文學士和碩士學位，也學過希伯來文，在經文鑑別學方面有扎實的知識基礎，又精通《聖經》研究。此外，他還了解人類學、文化研究和心理學，能夠把這些領域的研究成果用於宣教、跨文化傳意和《聖經》翻譯。

有人認為，奈達這種大眾化而又兼收並蓄的做法缺乏嚴謹的學術基礎。可是，事實上，假如奈達不是對這些學術領域有廣博的認識，他根本不可能這樣靈活地運用這些概念，把相關的看法整合在一起。

據奈達工作團隊中的同事觀察，很多次，奈達在聽人發表論文的時候，他整個身體就像一幅畫定格在那裏，非常專注。一直到他掌握講者的思路，他才放鬆身體，靠回椅背，開始整理聽到的信息，思考這些信息與他所知的有甚麼關係。講者講完後，奈達也準備好要發表他的意見。他首先會稱讚講者，不管從對方的文章中聽到甚麼洞見，他都不吝提出表揚。然後，奈達就開始說明如何用新的、具創意的方式，把對方的洞見跟其他學科的內容聯繫起來。講者有時會想：「這個人怎能要求我精通另一門學科？」

奈達遇到翻譯難題的時候，總能從比較宏觀的角度思考問題；但同時，他也能集中應付手頭的具體問題。無論是甚麼樣的難題，他都能充分應用過去得來的豐富經驗和知識。

語言學

一九六八年，奈達出任美國語言學學會主席。能夠在美國語言學學會擔任主席的人，不僅要在語言學領域有傑出的貢獻，還要對學會的活動和管理給予重大的支持。奈達兩方面都做到。他的著述不但廣為人所採用，而他也一直積極參與美國語言學學會的各個委員會。*註4

*註4-二○○四年一月九日，美國語言學學會把弗羅姆金傑出服務獎（Victoria A. Fromkin Prize for Distinguished Service）授予奈達博士，肯定了奈達六十多年來在語言學領域作出的貢獻。美國語言學學會藉著這項殊榮，不僅感謝奈達多年來指導學會的財政事務，亦讚揚他不遺餘力地推廣語言學。讚辭中說：「奈達博士一九三九年加入美國語言學學會，一九六○年當選為學會副會長，一九八八年獲選為會長。從那時起，他擔任本學會的財政指導。……然而，相對於奈達博士對整個語言學領域的貢獻而言，他為本學會提供財政指導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奈達博士先是為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工作了一段日子，後來又轉到美國聖經公會服侍。而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裏，奈達博士雖然已經退休，但這種退休只能說是名義上的；實際上，他成了語言學領域有史以來最有影響力的代言人。」

奈達於一九四三年在密歇根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英文句法要略〉（A Synopsis of English Syntax）採用直接成分分析法（Immediate Constituent Analysis），分析英文這個主要語言的語法。這種嘗試在當時的語言學界還是第一次。有人把這篇論文用打字機打好，製成平版印刷本，在語言學和英文系學生中流傳多年，最後終於在一九六○年正式出版，而這已經是論文寫成十七年後的事。

奈達另一部重要的著作是《詞形學：對詞語的描述性分析》（Morphology: 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Words）。與奈達的博士論文相比，這本書可能更重要，而且同樣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詞形學》於一九四六年面世，一九四九年經徹底修訂後再版，成為大學語言學系詞形學課程*註5的標準教材。直到六十年代，這本書仍然是語言學和語法課程的入門課本，甚至在後來，美國傳統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漸趨式微，為喬姆斯基（Chomsky）的轉換生成語法模式（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models）及其他語言學理論所取代，這本書的地位也沒有動搖。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要旨在於描述語言形式和語言模式，轉換生成語法則主要研究少量幾個類別和規則，考究以這麼少的類別和規則怎樣衍生無數新的句子。然而，要掌握生成語法理論，首先也必須熟悉詞形學，熟悉其中處理詞語單位、造詞的方法。

*註5-「詞形學」（morphology）描述在語言中造詞的模式。

《詞形學》也是宣教士不可多得的工具，在他們預備從事翻譯《聖經》的工作時，幫助了他們學習並分析工場上的新語言。這本書之後仍然為人所使用，因為書中包含從許多語種中收集得來的大量語言資料。教師和學生就算採用與這本書完全不同的理論方法，也可以拿書中的例子作分析語言的練習。當然，這些實例都是奈達跟許多語言的翻譯員一起工作的時候積累下來的。值得一提，就是《牛津英語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給予《詞形學》這本書一份殊榮，指出該書最先使用sociolinguistics（「社會語言學」）這個術語。*註6的確，早在一九四九年，奈達就開始關注語言所在的社會背景以及社會背景對語言意義的影響。

*註6-Robert W.Burchfield編，《牛津英語詞典補篇》（A Supplement to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值得注意的是，奈達對語言學領域的重大貢獻都在短短十年間成就，也就是從密歇根大學攻讀博士到一九五二年這段時間。在此期間，他每年夏天還在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授課，同時也在工場上和語文研究院的人員密切合作。除了奈達寫的書，語言學家還可以讀到奈達撰寫的大量專文，發表在《詞語》期刊（Word）、《美洲語言學國際學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以及《語言》期刊（Language）等學術刊物上。這些專文探討了語法難題、語意元素、實地考察所需的語言分析技巧、社會語言學、詞典編纂學以及翻譯問題等等。對很多語言學家來說，奈達在他碩果累累的著述中常常介紹了他們從未涉足的新領域。當同業的學者推選奈達擔任美國語言學學會的會長，同時也就肯定了奈達作為語言學家的地位。

後來，奈達和聖經公會開始專注於培訓母語翻譯員，翻譯工作就不像以前那麼需要語言分析的工具。宣教士在翻譯《聖經》前，必須首先學會當地的語言，而母語翻譯員則不同，他們需要在理解《聖經》文本方面的幫助。於是，奈達開始轉向研究語意分析的難題，特別是探索如何分析和理解《聖經》文本的意義。

然而，當奈達發表《翻譯科學探索》和《翻譯理論與實踐》、建立動態相符的翻譯理論時，語言學再次派上用場。一直以來，大多數語言學家只注重分析語法，而忽視了語意問題，但在這兩本書面世時，語言學家已經把語意問題納入思考的範圍。奈達的語言學著述要麼討論翻譯方法、翻譯理論，要麼就是探討例如語意成分分析的語意問題，研究如何藉著詞語的語意成分來分析詞語的含義。其中，一九七五年出版的《語意成分分析》（The Componential Analysis of Meaning）最能體現奈達在這個領域所作的許多努力。

奈達從前在他的博士論文中使用「項目與配列」（item and arrangement）方法分析語法，但他對這種方法一直不太滿意。雖然這種方法可以描述成千上萬個可能的英文句子，但是，奈達認為當中肯定存在著一些深層的原則和過程，能夠解釋許多已經存在的句子（來自與泰伯的訪談〔2000年10月11日〕）。於是，奈達在《詞形學》第二版中又探討了詞形變化過程，描述了決定詞語結構的語意變化過程。這本書雖然不能算是生成語法理論的先驅，卻多少與生成語法理論有相同的思想。

一九五二年，奈達在《聖經翻譯員》期刊上發表文章〈一種新的釋經方法〉，進一步接近喬姆斯基後來的一些想法。這篇專文的發表比喬姆斯基出版《句法結構》一書還早了五年。奈達在文中闡明，基本的語意關係怎樣以不同的方式，透過句子的表層結構反映出來。例如，奈達提出了一種稱為「過程」（process）的語意類別，而「命令」（command）這個概念就屬於「過程」這個類別。「命令」這個深層的語意類別在語言中既可以由名詞來表現（如commandment〔誡命〕），也可以由動詞來表現（如I command you to go〔我命令你去〕）。*註7

*註7-Eugene A. Nida，〈一種新的釋經方法〉（A New Methodology in Biblical Exegesis），載《聖經翻譯員》3（1952），頁104-5。

奈達在寫作《翻譯科學探索》的時候，已經掌握了喬姆斯基有關深層結構和表層結構的概念。他發現，這種方法可以把詞語分解成不同的語意成分，把句子分解成表達基本意義類型的簡短核心句，很適合用來對文本作語意分析。在翻譯的第二階段，這些核心句就可以轉換成譯入語的核心句。奈達在這本書中提出了多個語意類別，今天已被濃縮成幾個基本類型和幾條非常有用的通則，從這幾個類型和通則，就可以衍生出無數新的句子。*註8

*註8-Nida，〈一種新的釋經方法〉。

《聖經》研究：《〈新約〉希英語意範疇詞典》

奈達發起的《希臘文新約聖經》企劃和「希伯來文《舊約聖經》文本企劃」都為《聖經》研究和《聖經》學術作出了重大貢獻，不過，奈達在這兩個項目中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由於他天賦的企劃統籌能力，他自己並沒有參與編纂文本的工作。而《〈新約〉希英語意範疇詞典》（The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Based on Semantic Domains）則不同，這個項目不僅是奈達自己構思的，而且他還親自參與了詞典的編纂工作。

奈達很早就留意要對希臘文和希伯來文詞語作語意分析，尤其是希臘文詞語。那時，大多數翻譯員手頭都有一本基礎的希英詞典，但是，奈達漸漸發現，那些詞典給翻譯員的幫助很有限，因為同一個詞在不同的地方出現，意義也就不同。奈達經常以希臘詞語sarx作為例子。《新約聖經》中有許多地方用到sarx這個詞，大多數字典都把這些不同地方的sarx解釋為「肉身」（或「肉體」），但sarx在《新約聖經》中其實有許多不同的含義，有時指「親屬」，有時指「所有有形體的事物」，有時又指「人性」或「同胞」。*註9過去翻譯員往往把《聖經》中所有的sarx一概譯作同一個詞，根本不考慮這些在意思上的差別。然而，翻譯員如果採用動態相符的翻譯方法，就會仔細觀察sarx在某段經文中的功用，從而判斷這個詞究竟有甚麼含義。因為需要翻譯的是sarx的含義，而不是sarx這個詞語本身。

*註9-參本書，頁45（邊碼）。—譯注

一九七二年，奈達接到南非學者約翰尼斯．勞（Johannes Louw）的來信。盧氏當時趁安息年假來到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在利希斯特（Ilse Lehiste）教授門下從事希臘文《新約聖經》的語段分析工作。雖然利希斯特教授本人覺得約翰尼斯．勞的研究做得不錯，但她表示，全美國只有奈達能夠對他的工作給予最恰當的評價。利希斯特強調，奈達才是這個領域真正的專家。*註10

*註10-筆者未能親身訪問約翰尼斯．勞，然而，他用電郵回覆了筆者問到的許多細節，此處有關《〈新約〉希英語意範疇詞典》的記述，大部分都取材自這封電郵。

約翰尼斯．勞對奈達所知不多，只知道奈達是個語言學家。但他還是寫信給奈達，問可不可以去拜訪奈達，向他請教自己做的研究。勞氏抵達奈達在紐約的辦公室時，奈達不僅親切地接待他，還坐下來讀他那篇幾乎完成的手寫文稿。

奈達一頁接一頁往下看，沒有評語，臉上也沒有表情。勞氏斷定這位大師並不欣賞他的文稿。對勞氏來說，當時在等待奈達讀畢自己的初稿，就好像等了一個世紀那麼長。奈達終於靠回他的椅子，直視著勞氏的眼睛說：「我正在考慮，是不是可以按語意範疇編一部《希臘文〈新約聖經〉詞典》。你這篇稿子當然不是在編詞典，你做的是語段分析，但是我可以看到，只要把你這篇東西改動一下，就能在我構思的計劃中大派用場。」後來，奈達到訪南非，觀察到勞氏的工作表現，再次向他提及《希臘文〈新約聖經〉詞典》的事。他問勞氏：「你願意作我的搭檔，跟我一起編這部詞典嗎？」

於是，詞典項目就這樣開展了。奈達很清楚，翻譯員真正需要的詞典，必須能幫助他們判斷某個希臘詞語在各種不同類型的上下文中有甚麼含義，而當時還沒有這樣的工具書。繼勞氏以後，奈達又邀請史密斯（Rondal Smith）加入編纂詞典的小組。史密斯是美國伊利諾斯州林肯基督學院（Lincoln Christian College）的希臘文教師。

三人先各自工作幾個月，然後再見面交換意見，討論每個人所做的工作。他們每年相聚一次，為期兩個月，有時候在瑞士，有時則在美國新澤西州文特諾市（Ventnor）附近。史密斯後來因為要回到他的教會工作，就辭去職務。這以後，奈達有時也會跟約翰尼斯．勞一起在南非工作。

按照語意範疇編纂詞典的觀念是經過多年逐漸發展成熟的。對編者而言，最大的困難在於這項工作實在沒有任何先例可循。他們只能透過希臘文文本，根據每個詞語在《新約聖經》各處的上下文，判斷該詞可能屬於哪些語意範疇。現有詞典解釋詞語的方法，往往只是提供另外一個解釋性的詞語或翻譯，並沒有多大幫助。詞典編纂小組再三強調，「詞語不等於意義」（來自與約翰尼斯．勞的交流），詞語只是語言用來表達意義的符號。漸漸地，三人達成一種共識：意義就是定義，如果只是提供另外一個詞語則只能算是翻譯，用來翻譯這個詞語在特定上下文中的意義。

一九八八年，為慶祝《〈新約〉希英語意範疇詞典》出版，美國聖經公會在紐約市的總部舉行了一個發佈會。圖中，奈達博士正在朗讀新出版的詞典，他身後是美國聖經公會的兩位創辦人杰伊（John Jay）和布迪諾特（Elias Boudinot）的肖像。雖然《希臘文新約聖經》和「希伯來文《舊約聖經》文本企劃」都是奈達的構思，但是奈達本人並沒有直接參與編纂工作；而這部《〈新約〉希英語意範疇詞典》則不同，這個項目不僅是奈達自己構思的，而且他還親自參與了詞典的編纂工作。坐在奈達左邊的是一同合編詞典的南非學者約翰尼斯．勞，再左邊是當時美國聖經公會的總幹事埃理克森（John Erickson）。

在一起編纂詞典的過程中，史密斯和勞氏越來越佩服奈達，因為奈達學識淵博，思考敏捷，能即時想出辦法來解決他們發現的問題。勞氏記得，有一次，他和史密斯要查一個詞，是他們兩人以前從未見過。他們就去請教奈達，奈達就說：「哦，對了，這個詞在（《新約》）希臘文裏面只出現過一次。」然後，奈達就告訴他們這個詞是甚麼意思。兩人一查詞典，果然就如奈達所說的那樣。

史密斯離開小組以後，勞氏和奈達兩人還是每年一起工作一段時間，直到詞典完成。這時，學術界也在談論這部詞典，勞氏在南非任教的大學有鑒於此，就特許他每週花三天時間在編詞典的工作上。這對於詞典的進度而言，的確是極大的幫助。

詞典進入最後成形階段，勞氏、史密斯和奈達把《新約聖經》的全部詞彙分成九十三個語意範圍（範疇），分別在每個範疇中討論相關詞語的意思，並說明相關詞語在意義上的差別。大多數詞語最後都分別歸屬好幾個不同的語意範疇。例如sarx這個詞，詞典就是分成幾個類別來討論它的含義，這些類別分別為「身體、身體的部位及身體的分泌物或排泄物」、「人」、「親屬」、「心理官能」、「性質、類別、事例」，以及「生理過程和生理狀態」等。詞典在區分詞語的語意類別以後，才分別指出這個詞在某一節經文中最可能屬於哪一個語意範疇。

整個編纂過程中，美國聖經公會的門森女士幫了奈達和約翰尼斯．勞的大忙。門森本人精通希臘文，她把奈達和勞氏的所有草稿用打字機打好，並指出兩位編者解釋得不清楚的地方。詞典的初稿篇幅浩繁而且非常複雜，門森在準備初稿以及隨後的排版過程中，一直負責監督。終於，詞典在南非完成了排版，門森又在印刷商那裏檢查了每一頁的校樣。

這部《〈新約〉希英語意範疇詞典》就是這許多年辛勞的結晶。這部詞典不僅堪稱為《聖經》翻譯員最有用的工具書之一，亦被看作詞典編纂學方面的一大進步而備受讚揚。一九八八年，詞典終於面世，聖經文獻學術會在當年的年會上還特地安排了一個環節來專門討論這部詞典。

不過，也有一些《聖經》學者批評這部詞典。波特（Stanley Porter）總結了批評的幾個原因。有的學者說這部詞典是單為翻譯員編的，因此不太重視它。這些批評者覺得，詞典過於倚賴英文來劃分語意範疇，而且，編者應該連《聖經》以外的文獻也放進考慮之列。然而波特認為，語意範疇整個概念本身就可以為《聖經》學者提供許多可借鑑之處。他寫道：「研究來源語中語意範疇出現的模式，不僅可以為組織譯文的結構奠定基礎，而且有助於譯文的連貫性。」*註11

*註11-Stanley E. Porter，〈現代翻譯理論與希臘文《新約聖經》研究裏的一些議題〉（Some Issues in Moder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Study of the Greek New Testament），載《研究的趨勢：〈聖經〉研究》（Currents in Research: Biblical Studies, 9[2001]），頁357。

勞氏本來就對語段研究很感興趣，在編纂詞典的過程中，他越發深信，要理解詞語的含義，首先必須正確理解該詞語所處的語段。不過，一個詞語在同一處上下文中也可能有多於一種意思，因此，譯文總是需要加入適當的詮腳。

《〈新約〉希英語意範疇詞典》成功推出後，勞氏和其他幾位學者又開始構思一部類似的希伯來文－英文詞典。不過這一次，奈達雖然鼓勵他們開展這個計劃，自己卻沒有直接參與。

奈達一直不斷從各方面研究翻譯。他的基本方法始終沒有改變，依然是功能相符（或動態相符）；但是，他也注重尋找新的途徑，把語意學、符號學以及其他領域的概念運用到翻譯上。世界各地都邀請奈達去演講，因為他總是那麼興致盎然而又幽默風趣，他的演說總是那麼旁徵博引、發人深省，不斷給學習翻譯的人帶來新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