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林衡哲 2003.05.25
當卡羅•厄巴尼（Dr.Carlo Urbani）醫師，在今年三月廿九日因 SARS 在異鄉泰國去世時，他的ＷＨＯ同事以及醫療無國界組織的同仁，都同聲哀悼。他是第一個向全世界警告 SARS 嚴重性的傳染病學診斷專家，不料他本人也因此病而犧牲。
厄巴尼醫師也為了救世人而成為ＷＨＯ專家中的第一個犧牲者，因此有人建議把 SARS 改名為 Urbani Syndrome（厄巴尼症候群），或是追崇他為聖卡羅•厄巴尼，象徵他不僅是一位好醫師，同時也是聖者，值得大家的懷念與追思。
ＷＨＯ幹事長布蘭特連德（Dr.Brundtland）說：「卡羅•厄巴尼之死，使我們ＷＨＯ的工作人員都深深地悲慟，他的一生再度提醒我們公共衛生和真理在那裡，今天我們大眾都應該停下來沈思片刻，來追念這位傑出醫師的一生。」
◆疫情的傳播 從京華國際酒店開始
SARS 的疫情，在二○○二年十一月中旬，由南中國的廣東佛山開始爆發，然後再傳到中國的其他地區。
今年的二月廿一日，廣州中山醫科大學醫院肺部專科醫生劉劍倫教授，帶著發燒的身體，來香港參加他侄兒的婚禮，當時還不知道有 SARS 這種病，否則以他的病情，早就應該隔離起來，並禁止旅行。劉教授住在香港京華國際酒店（Metropole）的９１１號房，他把 SARS 傳染給其他的客人，其中包括三位加拿大人，一位要去河內的美籍台商陳先生，和一位香港人以及三位新加坡的年輕婦女。
劉劍倫教授後來呼吸困難時，住進香港廣華醫院，他要求醫生與護士們給他做嚴格的隔離，因為他知道，在他的故鄉已有不少人死於這神秘的肺炎。劉教授在三月四日就逝世了，幸運的是醫院的工作人員沒有人受到感染，但是這新型的冠狀病毒，已潛藏在這八位京華國際酒店的旅客身上，飛機像攜帶毒素的蜜蜂一樣，把 SARS 從中國傳到世界各角落。
來自加拿大的婦人名叫 Kwan Sui-diu 在三月五日去世於多倫多的一家醫院，她把 SARS 感染給他兒子及五位醫院的工作人員。三位受感染的新加坡婦人在二月底返新加坡，從三月一日到三日，分別住進三家不同的醫院，雖然其中二位沒有感染到別人，但第三位 Esther Wok 卻變成「超級感染者」，她在住進新加坡的陳篤生醫院後，至少感染了九十個人以上，雖然她本人康復了，但是她的雙親卻死於 SARS。
至於台裔美籍商人 Johnny Chen，在二月廿六日病倒在越南河內的法國醫院，他也至少感染了二十位院內的工作人員，其中包括了令人尊敬的卡羅•厄巴尼醫師。因為這位陳姓台商得了類似重感冒的病，本來這種病並非厄巴尼醫師的本行份內的事，事實上他是一位寄生蟲學的專家，病毒學並非他的本行。
◆研究寄生蟲 天天與糞便樣品為伍
厄巴尼的好友，也是寄生蟲學專家的帕爾默醫師（Kevin L. Palmer）說：「幾乎每個生長在熱帶的小孩都有寄生蟲的毛病，因此別人並不認為研究寄生蟲會有什麼刺激性的話題。」
厄巴尼醫師的本行是流行於越南湄公河一帶的血吸蟲以及流行於寮國與高棉的線蟲病和吸蟲病，以及馬爾地夫的勾蟲病。
曾在馬爾地夫與他一起共事過的沙維歐利（Lorenzo Savioli）醫師說：「他們在那兒從早工作到晚，根本沒時間去享受馬爾地夫舉世聞名的海灘美景，一直忙於做勾蟲病的流行病學研究，並訓練瘧疾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員，教他們如何在血液中發現寄生蟲。」沙醫師又說：「在ＷＨＯ總部，大概沒有人會相信我們在馬爾地夫時，整天都與糞便樣品為伍。」
帕爾默醫師說：「厄巴尼是研究寄生蟲的狂熱者，因為寄生蟲對人類的破壞力那麼大，但是卻很容易去醫治它，例如他常說：『只要花三分美金的藥一年二次發給學童吃，就可以把大多數寄生蟲殺掉。』因此厄巴尼常在東南亞一帶與學校社區合作治療學童的寄生蟲病，有一次他甚至設法去治療一個漁村的寄生蟲病，可是他無法說服高棉及寮國的漁民放棄吃未煮熟的魚的習慣，最後他教這些漁民從魚池抽出乾淨的水給魚吃，以減少寄生蟲的感染。」
無國界醫療團的主任，也是厄巴尼的同事伯曼醫師（Daniel Berman）說：「厄巴尼主張儘量用便宜的藥，以達成救人的目標，他曾經催促越南農民去種更多的苦艾（wormwood），這種植物可用來治療瘧疾之用。」
◆不是禽流感 他知道這疾病很可怕
當有麻煩的病人，出現在越南河內的法國醫院時，ＷＨＯ的同仁，通常都會馬上想到厄巴尼醫生來，因為他對臨床診斷學似乎頗為拿手。陳姓台商正是這樣的病例，他有肺炎與發燒，同時也有乾咳，醫院的其他醫師，認為他可能得了亞洲的「鳥感冒」（bird flu，也就是禽流感），這種病毒曾於一九九七年殺了六個病人，後來殺了百萬隻鴨與雞，以及嚴格的隔離，才控制了病情。
當厄巴尼醫師抵達河內法國醫院看到陳姓台商時，是在二月廿六日，他馬上就意識到，這是會高度感染的嚴重傳染病，因此他立刻建議用嚴格的隔離程序。像雙層的制服、特製的口罩等，在貧窮的越南這些東西都是不常用的，然後他馬上警告ＷＨＯ及越南衛生當局，注意這個嚴重的新病。帕爾默醫師還記得厄巴尼告訴他說：「我剛去了一家充滿了護士在哭喊的醫院，大家都在驚恐中哭叫著，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病，但絕對不是普通的感冒。」
三月九日厄巴尼醫師與ＷＨＯ派駐越南的主任布魯頓醫師（Pascale Brudon）和越南衛生部官員會談了四小時，設法向官方解釋此病的危險，必須把病人隔離起來，並對過境旅客做檢查，雖然這樣做對經濟及國際形象會有影響。
帕爾默醫師回憶道：「這需要有相當的膽識才行，他以一個外國人的身份告訴越南人事實的真相，但是他頗得越南衛生當局的信任，他們也真的照他的指示去做。」
因為有數十位醫院的工作人員生病，因此三月十一日，河內法國醫院宣佈關閉起來，不久其他的大醫院也做了嚴格的管控措施。厄巴尼醫師的快動作，是使越南避免了爆發性感染的最大功臣，同時也因為透過他的警告，在三月十二日ＷＨＯ正式向全世界發出 SARS 的警訊。
但是在這過程當中，沙維歐里醫師說：厄巴尼醫師與他的夫人奇歐里妮（Giuliani Chiorrini）發生了一次爭辯，她質問他先生：「您有三個四歲到十七歲的小孩，照顧這麼危險的病人值得嗎？」這時厄巴尼回答他的夫人說：「如果不敢面對這種情況，那我為什麼要來這邊？」後來夫人奇歐里妮在接受一家義大利報紙訪問時說：「我先生知道危險，但他說他過去碰過同樣的危險，我們不應該太自私，我們必須多為別人想想。」
◆個性很迷人 死前要求捐肺作研究
三月十一日，厄巴尼醫師到曼谷去參加一項幫助學童治療寄生蟲的會議時，他開始感覺自己發燒，並告知ＷＨＯ的主任布魯頓醫師此事，她說：「他大概太累了，因為最近他的壓力太大了。」不久她突然意識到他也可能感染此怪病，於是她告訴曼谷的ＷＨＯ同仁說：「卡羅覺得不舒服，我們大家也要小心一點。」 最近才來台灣幫忙的美國疾病管制局杜威爾醫師（Dr.Scott Dowell），也是駐守曼谷，他說：「三月十一日午夜時，在曼谷機場碰到厄巴尼醫師時，他看起來非常憔悴，他示意我離開他遠一點，我們相距有八尺之遠，救護車九十分後才到達，馬上送他到醫院去。」
在曼谷住院的第一個禮拜，厄巴尼醫師燒退了一點，感覺好了一點，但他自己了解病情並不樂觀，帕爾默醫師說：「他跟他聊了二次，那時厄巴尼醫師告訴他說：『我很害怕』，一向樂觀的他，我第一次聽到他內心的恐懼。」 厄巴尼醫師生性樂觀，他有迷人的性格與開懷的心胸，充滿了幽默與機智，他愛他的三個小孩，常常帶他們到鄉下去玩車，他常到教堂去彈巴哈的音樂，在越南瘋狂的大街上騎摩托車，跟他在一起您絕對不會覺得無聊。
ＷＨＯ的專家特地從澳洲與德國飛來曼谷幫忙治療他，澳洲一家藥商也帶來 Ribavirin，這種抗病毒的藥雖然對某些病人有效，但對厄巴尼卻沒產生任何效果，終於他的Ｘ光片充滿了白色斑點，於是他告訴他太太：「帶著我們的孩子回義大利的故鄉卡司特爾普拉尼歐（Castelplanio）吧！因為這裡是我的終點。」但是他太太送走了孩子後，她又飛回曼谷來看他，當她抵達醫院時，厄巴尼醫師已經在隔離病房，有雙層玻璃的門隔著，他們夫婦只能用對講機講話，她只看到清醒的他一次，當他的肺轉弱時，他被裝上呼吸器。
在最後的清醒時刻，厄巴尼醫師要求牧師給他做最後的禱告，根據曼谷義大利大使館的說法，厄巴尼醫師要求願意把他的肺奉獻出來做科學的研究。
◆奉獻的一生 做過無國界醫療團主任
最後厄巴尼醫師的肺積水愈來愈嚴重，醫生用嗎啡給他止痛，終於在三月廿九日星期六上午十一點四十五分，結束了他為了無私奉獻的一生，去世在異鄉的泰國，享年四十六歲。
一般死於 SARS 的病人，多半是年紀比較大，而且有其他潛在性疾病的人，因免疫系統減弱而死，他的ＷＨＯ同事帕爾默醫師說：「可能是因為他照顧 SARS 的病人太多太久，因此獲得大量的感染，才失去存活的機會，否則一般而言，SARS 的死亡率祇有五∼一○％。」他在無國界醫療團的同仁克勞滋醫師說：「那是很悲痛的事，為了引起大家對 SARS 的覺醒，他付出了那麼大的代價，確實是一位令人終身懷念的醫界人物。」
厄巴尼醫師是ＷＨＯ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感染病主任，當他在越南的法國醫院，看到護士一個一個地因為神秘的肺炎而倒下去時，他立刻喊出了第一個警訊，希望全世界都能聽到他的警告，然後他自己也犧牲了寶貴的生命。如果沒有厄巴尼醫師直覺地意識到此病的嚴重性，並透過ＷＨＯ向全世界發出警訊，SARS 可能會傳得比現在更快更遠，使更多的人犧牲，越南政府因為聽他的建議，才使疫情獲得控制。
厄巴尼醫師曾擔任過無國界醫療團的主任，當無國界醫療團在一九九九年獲諾貝爾和平獎，厄巴尼醫師代表去領獎時，他說：「醫師的任務就是要儘量去接近病人。」因此他的死，可以說是新生命的締造者，也是他的醫學哲學的生命實踐。
無國界醫療團的亞洲區聯絡人威廉•克羅滋（William Claus）醫師說：「您可以用電腦去研究流行病學或是直接去接觸病人而研究此病流行的情形。」顯然厄巴尼醫師是屬於後者。
厄巴尼醫師出生於義大利的小城卡司特爾普拉尼歐，他在年輕時代，就組織一個專門照顧最貧窮的病人的社團，例如羅馬的吉普賽人或是坐船逃難來義大利西西里島的非洲人和阿爾巴尼亞人，都是他照顧的對象，他少年時代的朋友，也是現任卡城市長巴利亞利（Fabio Badiali）說：「即使在學生時代，他就組織義工帶著殘障人士到郊區去郊遊，剛剛畢業做家庭醫生時，他也常到菲洲去度假，那時他的旅行背包總是裝滿了藥品。」厄巴尼醫師畢業於義大利的安科那（Ancona）大學醫學院，畢業之後，他再去做瘧疾和醫學寄生蟲學的研究，他是研究寄生蟲學的專家，也是義大利無國界醫療團的主席。
厄巴尼醫師後來接受ＷＨＯ的工作。主要原因是他想替第三世界的人服務，並且想親自與病人生活在一起，以便實踐他的理想：「醫師的任務，就是儘量去接近病人。」
◆一百萬美金 成立厄巴尼研究基金會
衛生署國合組同仁在將近十天不眠不休的努力下，加上衛生署ＣＤＣ及外交部的全力合作下，台灣在四月二十日及廿一日舉辦了全球第一個 SARS 的國際研討會，共有十二個國家的代表與會，在連續二天的討論中，參加的各國醫療學者，透過平台交換彼此國家的防疫經驗，同時各國代表也對台灣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是一次成功的國際醫學研討會。
在四月二十日開幕時，衛生署長涂醒哲率領與會人員及六百位聽眾，共同起立為厄巴尼醫師默哀一分鐘，他說：「義大利的 Dr. Carlo Urbani 對 SARS 疫情有不可抹滅的貢獻。這位ＷＨＯ的傳染病學專家，是首位察覺SARS疫情的醫療人員，並治療過早先在越南所發現的個案，但他本人卻不幸於三週前因SARS過世，留下妻子及三名兒女。如果不是 Dr. Urbani 無私的奉獻，可能會有更多人因此而喪失生命。現在讓我們起立，為這位以生命來研究、調查、照顧病人的防疫英雄默哀一分鐘！」
而在四月廿一日台灣 SARS 國際研討會閉幕時，涂醒哲署長宣佈衛生署與國科會為了紀念厄巴尼醫師對ＷＨＯ及無國界醫療團的貢獻，將籌募一百萬美金，成立「厄巴尼研究基金會」（The Urbani Research Fund），讓台灣延續厄巴尼醫師人道主義的精神以及他對人類健康的遠見，並期待未來台灣能在 SARS 的預防與治療方面做出貢獻。這也是台灣醫學史上，第一次對一位從未來過台灣的外國醫師，表現出來的最崇高的敬意。
本文作者為衛生署國際合作組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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