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齊宏偉 2009.04.19
耶穌基督的復活屬於上帝的特殊啟示層面，在新約聖經影響下的復活精神，給西方文學帶來了極為獨特的影響。西方文學在此之前，希臘神話和羅馬文學有變形觀，美少年那喀索斯因為太愛自己，結果投進水中變成水仙花，這樣的故事大家都聽過，那是變形而不是死後復活。
■ 向死而生的盼望和勇氣
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西方文學開始深受基督教復活觀影響，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談：
第一，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帶給人向死而生的盼望和勇氣，給此岸人生引進了彼岸價值的光照。這一點很明顯。中國文化傳統不是這樣。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他強調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因此他「不語怪、力、亂、神」，生成一種樂生惡死的人本哲學。這也影響到中國文學，我們發現中國文學多是悅生或憂生之作，少有對死亡的思考之作。
西方文學不單談死，而且談死後復活，正因為想到死後可以復活，從而給人一種盼望精神，從而影響到今生的選擇。這是基督教的影響。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英國大作家狄更斯的《雙城記》和俄羅斯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有趣的是，這兩部巨著都引用了約翰福音十一章主耶穌使拉撒路從死裡復活的故事，而且，兩部作品都引用了主耶穌說的話：「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
在《雙城記》中，卡爾登要代替好友代爾那上斷頭台，臨死前最後一夜，他徘徊在巴黎街頭，想起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也問自己值不值得為朋友赴死，這時他想起了主耶穌的話，深信自己為朋友捨命是值得的，也相信主已經救贖了自己，自己死後一定可以復活，他因此就充滿了盼望，才坦然無懼地走向了斷頭台。死時，他的臉上發出聖潔光輝，像一張先知的臉。
《罪與罰》幾乎整章引用了約翰福音，妓女索尼婭給大學生拉斯柯尼科夫朗讀這一大段經文。索尼婭被迫賣身，為了養活失業的父親和得了絕症的母親，還要照顧好幾個弟弟妹妹們，拉斯柯尼科夫質問她在痛苦中上帝何在，她用這一章聖經來回答，儘管是應拉斯柯尼科夫要求而讀，在她自己卻算說出了內心信念：是的，這個世界是痛苦的地獄，但有一天主會憐憫，賜給她復活。想到這裡，她就好受了一點。
兩部巨著都強調主耶穌使死人復活的權柄和能力，正是對這種權柄和能力的相信，使主人公有了赴死的坦然或活下去的勇氣。
此外，像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主人公浮士德在書齋中過著灰暗的生活，發覺「知識是灰色的」，想喝毒藥自殺，就在這時候聽到了復活節的鐘聲，竟一下子打消了自殺念頭，內心深處有種東西復活過來，那復活過來的，照歌德的說法，是永不止息的追求精神和生活下去的勇氣。歌德之所以寫到復活節鐘聲，正是試圖藉助復活精神，使浮士德有勇氣活下去，看到「生命之樹常青」。
還有但丁的《神曲》，也是藉聖經中，人死之後還會復活受審判的教義寫成，他從死後人的不同結局，來告誡人在今生要好好選擇。
■ 死亡不是結束，而是新生的開始
第二，死亡是通往復活的門檻，所以死亡不是結束，而是新生的開始，復活精神就轉換為對永生的嚮往。
這一點對丹麥童話作家安徒生影響巨大。安徒生是北歐第一位獲得世界聲譽的文學大師，他的童話深受基督教理念影響。
比如他的《賣火柴的小女孩》，大家一向只注意到小女孩凍死了，卻忘了安徒生分明安排小女孩的靈魂跟著祖母一起升天而去，到了沒有饑餓、沒有寒冷的天堂，大家只看到了她的悲慘，而沒有看到她臨死前看到的美麗景象和死後的美好結局。對於一個貧寒交加的小女孩，死是解脫，天堂是最美的安慰，安徒生安排她藉著死亡走向了復活。
還有他的代表作《海的女兒》，結尾是美麗的小人魚投進大海變成了泡沫。這真的就是童話的結局嗎？不，後邊還有七個自然段，安徒生寫她將要在天空的國度復活，最終會獲得一個永恆不滅的靈魂。
安徒生的很多作品中，都洋溢著這種對永生的嚮往，死的淒慘被復活的盼望吞滅。
波蘭文學大師顯克維支的《你往何處去》，為他贏得了1905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後來小說被拍成《暴君焚城錄》，很多人大都看過這部很好看的片子。小說中寫到了早期基督徒被暴君尼祿送到鬥獸場上，他們唱著聖詩走向死亡，死的慘烈和痛苦被永生和復活的嚮往沖淡，這樣的場面震撼了整個羅馬。小說中還寫到彼得本來要逃出羅馬，結果看到了主耶穌正往羅馬城裡走，他就毅然選擇了回城，甘願被倒釘十字架，坦然赴死。赴死，在顯克維支筆下不是烈士式的慷慨就義，而是對復活和永生的確信，使人戰勝了死亡之後的那種從容。
■ 向罪而死、向義而活的人格精神
第三，復活事件在文學作品中轉化為一種向罪而死、向義而活的人格精神。
最著名的當然是奧古斯丁的《懺悔錄》，這是最偉大的拉丁文學經典，整個中世紀除了聖經，就屬它流行了。此書是一個美妙的「浪子回頭」故事，主耶穌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強調「死而復活、失而又得」正可用在它身上，這也是保羅在大馬士革路上悔改故事的翻版，但因為此書如此驚心動魄，披露了人性的幽暗、犯罪的放縱、思悟的狡猾和信主的喜樂，才給西方哲學和文學都添加了生動飽滿的一筆。
受奧古斯丁影響，西方又有盧梭的《懺悔錄》和托爾斯泰的《懺悔錄》，二人都因為面對神聖價值的光照，而對自身的浪蕩犯罪有所懺悔，也鼓勵人們要向罪死、向義活。尤其托爾斯泰，在思想劇烈轉變後，晚年用了十年時間，六易其稿，嘔心瀝血寫出了《復活》，裡面不單飽含深情描述了復活節儀式，更提到人身上都有獸性和人性兩面，人應該向獸性死，向人性活。
主人公涅赫柳多夫在一次庭審中，遇見了早年被他誘姦致使她墮落的馬斯洛娃，他的良心開始甦醒，決定洗心革面，為自己過去的罪行承擔責任，要和馬斯洛娃結婚，並把個人土地分租給農民。他為她四處奔波，甚至跟著她到西伯利亞去，他復活成一個新人，馬斯洛娃也復活了，成了早年純潔的卡秋莎。
這種人格上向罪死、向義活的精神，正是受聖經復活精神的影響。所以書末，托爾斯泰寫到涅赫柳多夫在讀新約聖經的福音書中，得到了良心的安寧。
說到這裡，不能不提雨果的《悲慘世界》，主人公冉阿讓過去是一個對社會充滿仇恨的苦役犯，被大主教感化為悲天憫人的良心鬥士，後來他的一生都成為愛和善的使者，個人的舊我死去，新人復生，從此人格中流露出一種愛和悲憫情懷，給人留下了永難磨滅的印象。
■ 獨特的生命意識和強烈的反思精神
第四，復活精神對西方文學的影響，也體現在西方文學很多作品，具有獨特的生命意識和強烈的反思精神。
就像法國思想家巴斯卡在神秘的「火之夜」經歷到上帝的同在後，寫下「亞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哲學家和學者的上帝」這樣的話，他在強調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人與上帝的關係必須是活的，信仰不是信抽象的觀念。人死之後，只要真信，必會得見上主，這不是靠觀念和哲學，而是靠生命的關係，靠信心，靠耶穌基督的代贖。
帶著這種生命意識，他提出「人心自有其理由，而理性對此一無所知」，人必須通過「人心」的「理由」而不是頭腦的「理性」，才能得見上主。這就使他反省到「我們整個的基礎破裂了，大地裂為深淵」，從而寫出了法國散文史上最偉大的經典——《思想錄》，英國大詩人艾略特對巴斯卡評價說：「正如他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一樣，他的書也是他自己的精神自傳……巴斯卡是那些註定要被人們一代代重新研究的作家中的一個，改變的不是他，而是我們。並不是我們對他的知識增加了，而是我們的世界和對他的態度變化了。」
丹麥思想家克爾凱郭爾也說：「一個人的思想必須是他在其中生活的房屋，否則所有人就都發瘋了。」他一生也斷然拒絕理性主義的猖狂，寫下大量文字和理性的僭越、狂妄進行鬥爭。面對死亡的幽暗，必須靠對復活生命的確信才可以戰勝，而不是靠任何理性邏輯。
英國作家彌爾頓和班揚也是靠這種生命意識和對復活生命的確信，寫出了偉大的《失樂園》和《天路歷程》，把生命的意義放在那個看不見的世界層面。彌爾頓眼瞎而吟唱，班揚被囚而著書，都是因為看見了人不能看見的那位復活之主。
當然，復活精神對西方文學的影響不限於這幾個方面，這裡只是拋磚引玉，引起大家的進一步閱讀和思索的興趣。
註：齊宏偉，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從事基督教與中西文學關係研究。在美國《海外校園》、美國《蔚藍色》、《鐘山》、《青春》等刊物發表散文、小說、詩歌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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