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1997年台北市公娼抗爭至今，性工作者「除罰化」明顯的獲得越來越多社會支持，但是台灣對「性交易除罪化」仍沒有整體社會共識，它們之間存在著一大段距離。
令人訝異的是，最近內政部跳躍式的宣布，公聽會已達成「性交易除罰化」共識，甚至說，性工作者可採“一樓一鳳”個體戶或3至5人小型個人工作室的經營模式。一時之間，引起媒體、民代、婦女團體軒然大波，全跳出來議論、批評。
其實，性工作者「除罰化」與「性交易除罪化」兩者是不同層次的，台灣因為討論不足，不少民眾常混淆，誤以為「性交易除罪化」就能讓女人或性工作者擁有真正的自主。令人難過的是，居然有婦女團體也如此簡單思考。
首先，我們應該了解性交易的本質，它是一個性別宰制、性權力極度不平衡的交易。性產業的供需性別比例懸殊就是一種性別宰制。
綜觀古今中外，最底層的賣性者絕大多數都是女性，即便性產業最開放的國家荷蘭，男性賣性者也僅有10％，且這些男性賣性者也大都是服務男性。會成為女性賣性者大都因為經濟匱乏、機會匱乏，不得已「選擇」進入這個行業，因而陷入更多的弱勢與被剝削。
根據美國學者Donna M. Hughes的研究指出，約有四分之三的女人被招募或運輸進入娼寮館、酒店等工作，是在沒有認知狀況下被賣了。她們原本是為了逃離貧窮、暴力、機會匱乏，卻陷入老鴇、人口販子的控制，被調教、飽受身體與性暴力、經濟被控制的賣性者。她們並未真正賺到錢，大多數的錢都倒入了人口販子、皮條客、老鴇、業者的口袋。此行業常因毒品、菸酒、性病毒之流通，生活型態日夜顛倒，導致她們付出極大的健康代價，也讓她們慢慢脫節於主流社會，成為更弱勢的婦女。
這又印證了2003年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刊載的一篇研究，在美國，賣性者的死亡平均年齡是34歲，半數賣性者都有至少自殺一次的紀錄， 10位賣性者中有9位極欲脫離性工作。另外，歐盟的人口販運紀錄片(We are not for sale)也指出，92%-95%的性產業工作者（女性）想逃脫或離開。
再談性交易的性權力不平衡關係，看看性交易的需求者，不都是男性，而且大多不是因為性需求才去嫖的。更多的嫖客是中上階層的男性，他們大部分是因為娛樂、應酬的需要，而去歡場找樂子，進而進行性交易。黃淑玲教授的研究更指出，男人走訪色情行業是基於一種社會認可的心態，性交易所出售的絕非單純的性服務，而是包含著羞辱，褻玩，花錢當大爺的心態。如同Pateman的論述所言「當性成為資本主義下的商品時，身體及自我同時也被出賣」，「性交易的存在等於認可男性的性主導權及女性屈從的可售性。」
綜合以上分析，性產業是因為女人需要生存、男性因為慾望，而造就出來的行業，它存在著很大的性別宰制與性權力不平衡問題。又因其中間龐大的利益而產生的剝削系統，女人又如何能因為性交易除罪化就得自由？台灣社會不應如此寬容男性，卻忽視女性在中間的困境。我們反對政府草率宣佈沒有性別正義的政策。
政府應借鏡先進國家的「縮減性產業」政策趨勢。被視為全球性工作最開放的荷蘭，經研究卻發現，有50％至90％的賣性者經常被皮條客及顧客恐嚇、毆打、甚或性侵害，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更直指紅燈區為女性人口販賣、性剝削和洗錢的犯罪溫床。因此，鹿特丹政府已決定取消性產業專區，阿姆斯特丹市議會也公布將於2012年啟動整頓市容十年計畫，欲縮減一半之紅燈區櫥窗。
另外，瑞典基於性別平等的理念，在1999年國會初通過「罰嫖不罰娼」的法律，而此一政策讓賣性婦女數量從1999年的2,500名下降至 1,500名（2002年）。由於瑞典的成效顯著，挪威政府亦在2009年一月讓「罰嫖不罰娼」新法正式上路，而英國政府在2008年11月參訪瑞典後傾向處罰嫖客。
台灣應該往縮減性產業方向思考，在不處罰弱勢的賣性者的共識下，嫖客應自負社會成本，嚴懲性交易獲利的第三者，並提出友善婦女的福利及就業政策，對已從娼者，應有多元協助。
●本文與勵馨基金會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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