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林衡哲 2003.05.25
当卡罗•厄巴尼（Dr.Carlo Urbani）医师，在今年三月廿九日因 SARS 在异乡泰国去世时，他的ＷＨＯ同事以及医疗无国界组织的同仁，都同声哀悼。他是第一个向全世界警告 SARS 严重性的传染病学诊断专家，不料他本人也因此病而牺牲。
厄巴尼医师也为了救世人而成为ＷＨＯ专家中的第一个牺牲者，因此有人建议把 SARS 改名为 Urbani Syndrome（厄巴尼症候群），或是追崇他为圣卡罗•厄巴尼，象徵他不仅是一位好医师，同时也是圣者，值得大家的怀念与追思。
ＷＨＯ干事长布兰特连德（Dr.Brundtland）说：「卡罗•厄巴尼之死，使我们ＷＨＯ的工作人员都深深地悲恸，他的一生再度提醒我们公共卫生和真理在那里，今天我们大众都应该停下来沈思片刻，来追念这位杰出医师的一生。」
◆疫情的传播 从京华国际酒店开始
SARS 的疫情，在二○○二年十一月中旬，由南中国的广东佛山开始爆发，然后再传到中国的其他地区。
今年的二月廿一日，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医院肺部专科医生刘剑伦教授，带着发烧的身体，来香港参加他侄儿的婚礼，当时还不知道有 SARS 这种病，否则以他的病情，早就应该隔离起来，并禁止旅行。刘教授住在香港京华国际酒店（Metropole）的９１１号房，他把 SARS 传染给其他的客人，其中包括三位加拿大人，一位要去河内的美籍台商陈先生，和一位香港人以及三位新加坡的年轻妇女。
刘剑伦教授后来呼吸困难时，住进香港广华医院，他要求医生与护士们给他做严格的隔离，因为他知道，在他的故乡已有不少人死于这神秘的肺炎。刘教授在三月四日就逝世了，幸运的是医院的工作人员没有人受到感染，但是这新型的冠状病毒，已潜藏在这八位京华国际酒店的旅客身上，飞机像携带毒素的蜜蜂一样，把 SARS 从中国传到世界各角落。
来自加拿大的妇人名叫 Kwan Sui-diu 在三月五日去世于多伦多的一家医院，她把 SARS 感染给他儿子及五位医院的工作人员。三位受感染的新加坡妇人在二月底返新加坡，从三月一日到三日，分别住进三家不同的医院，虽然其中二位没有感染到别人，但第三位 Esther Wok 却变成「超级感染者」，她在住进新加坡的陈笃生医院后，至少感染了九十个人以上，虽然她本人康复了，但是她的双亲却死于 SARS。
至于台裔美籍商人 Johnny Chen，在二月廿六日病倒在越南河内的法国医院，他也至少感染了二十位院内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了令人尊敬的卡罗•厄巴尼医师。因为这位陈姓台商得了类似重感冒的病，本来这种病并非厄巴尼医师的本行份内的事，事实上他是一位寄生虫学的专家，病毒学并非他的本行。
◆研究寄生虫 天天与粪便样品为伍
厄巴尼的好友，也是寄生虫学专家的帕尔默医师（Kevin L. Palmer）说：「几乎每个生长在热带的小孩都有寄生虫的毛病，因此别人并不认为研究寄生虫会有什么刺激性的话题。」
厄巴尼医师的本行是流行于越南湄公河一带的血吸虫以及流行于寮国与高棉的线虫病和吸虫病，以及马尔地夫的勾虫病。
曾在马尔地夫与他一起共事过的沙维欧利（Lorenzo Savioli）医师说：「他们在那儿从早工作到晚，根本没时间去享受马尔地夫举世闻名的海滩美景，一直忙于做勾虫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并训练疟疾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教他们如何在血液中发现寄生虫。」沙医师又说：「在ＷＨＯ总部，大概没有人会相信我们在马尔地夫时，整天都与粪便样品为伍。」
帕尔默医师说：「厄巴尼是研究寄生虫的狂热者，因为寄生虫对人类的破坏力那么大，但是却很容易去医治它，例如他常说：『只要花三分美金的药一年二次发给学童吃，就可以把大多数寄生虫杀掉。』因此厄巴尼常在东南亚一带与学校社区合作治疗学童的寄生虫病，有一次他甚至设法去治疗一个渔村的寄生虫病，可是他无法说服高棉及寮国的渔民放弃吃未煮熟的鱼的习惯，最后他教这些渔民从鱼池抽出干净的水给鱼吃，以减少寄生虫的感染。」
无国界医疗团的主任，也是厄巴尼的同事伯曼医师（Daniel Berman）说：「厄巴尼主张尽量用便宜的药，以达成救人的目标，他曾经催促越南农民去种更多的苦艾（wormwood），这种植物可用来治疗疟疾之用。」
◆不是禽流感 他知道这疾病很可怕
当有麻烦的病人，出现在越南河内的法国医院时，ＷＨＯ的同仁，通常都会马上想到厄巴尼医生来，因为他对临床诊断学似乎颇为拿手。陈姓台商正是这样的病例，他有肺炎与发烧，同时也有干咳，医院的其他医师，认为他可能得了亚洲的「鸟感冒」（bird flu，也就是禽流感），这种病毒曾于一九九七年杀了六个病人，后来杀了百万只鸭与鸡，以及严格的隔离，才控制了病情。
当厄巴尼医师抵达河内法国医院看到陈姓台商时，是在二月廿六日，他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会高度感染的严重传染病，因此他立刻建议用严格的隔离程序。像双层的制服、特制的口罩等，在贫穷的越南这些东西都是不常用的，然后他马上警告ＷＨＯ及越南卫生当局，注意这个严重的新病。帕尔默医师还记得厄巴尼告诉他说：「我刚去了一家充满了护士在哭喊的医院，大家都在惊恐中哭叫着，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但绝对不是普通的感冒。」
三月九日厄巴尼医师与ＷＨＯ派驻越南的主任布鲁顿医师（Pascale Brudon）和越南卫生部官员会谈了四小时，设法向官方解释此病的危险，必须把病人隔离起来，并对过境旅客做检查，虽然这样做对经济及国际形象会有影响。
帕尔默医师回忆道：「这需要有相当的胆识才行，他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告诉越南人事实的真相，但是他颇得越南卫生当局的信任，他们也真的照他的指示去做。」
因为有数十位医院的工作人员生病，因此三月十一日，河内法国医院宣布关闭起来，不久其他的大医院也做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厄巴尼医师的快动作，是使越南避免了爆发性感染的最大功臣，同时也因为透过他的警告，在三月十二日ＷＨＯ正式向全世界发出 SARS 的警讯。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沙维欧里医师说：厄巴尼医师与他的夫人奇欧里妮（Giuliani Chiorrini）发生了一次争辩，她质问他先生：「您有三个四岁到十七岁的小孩，照顾这么危险的病人值得吗？」这时厄巴尼回答他的夫人说：「如果不敢面对这种情况，那我为什么要来这边？」后来夫人奇欧里妮在接受一家义大利报纸访问时说：「我先生知道危险，但他说他过去碰过同样的危险，我们不应该太自私，我们必须多为别人想想。」
◆个性很迷人 死前要求捐肺作研究
三月十一日，厄巴尼医师到曼谷去参加一项帮助学童治疗寄生虫的会议时，他开始感觉自己发烧，并告知ＷＨＯ的主任布鲁顿医师此事，她说：「他大概太累了，因为最近他的压力太大了。」不久她突然意识到他也可能感染此怪病，于是她告诉曼谷的ＷＨＯ同仁说：「卡罗觉得不舒服，我们大家也要小心一点。」 最近才来台湾帮忙的美国疾病管制局杜威尔医师（Dr.Scott Dowell），也是驻守曼谷，他说：「三月十一日午夜时，在曼谷机场碰到厄巴尼医师时，他看起来非常憔悴，他示意我离开他远一点，我们相距有八尺之远，救护车九十分后才到达，马上送他到医院去。」
在曼谷住院的第一个礼拜，厄巴尼医师烧退了一点，感觉好了一点，但他自己了解病情并不乐观，帕尔默医师说：「他跟他聊了二次，那时厄巴尼医师告诉他说：『我很害怕』，一向乐观的他，我第一次听到他内心的恐惧。」 厄巴尼医师生性乐观，他有迷人的性格与开怀的心胸，充满了幽默与机智，他爱他的三个小孩，常常带他们到乡下去玩车，他常到教堂去弹巴哈的音乐，在越南疯狂的大街上骑摩托车，跟他在一起您绝对不会觉得无聊。
ＷＨＯ的专家特地从澳洲与德国飞来曼谷帮忙治疗他，澳洲一家药商也带来 Ribavirin，这种抗病毒的药虽然对某些病人有效，但对厄巴尼却没产生任何效果，终于他的Ｘ光片充满了白色斑点，于是他告诉他太太：「带着我们的孩子回义大利的故乡卡司特尔普拉尼欧（Castelplanio）吧！因为这里是我的终点。」但是他太太送走了孩子后，她又飞回曼谷来看他，当她抵达医院时，厄巴尼医师已经在隔离病房，有双层玻璃的门隔着，他们夫妇只能用对讲机讲话，她只看到清醒的他一次，当他的肺转弱时，他被装上呼吸器。
在最后的清醒时刻，厄巴尼医师要求牧师给他做最后的祷告，根据曼谷义大利大使馆的说法，厄巴尼医师要求愿意把他的肺奉献出来做科学的研究。
◆奉献的一生 做过无国界医疗团主任
最后厄巴尼医师的肺积水愈来愈严重，医生用吗啡给他止痛，终于在三月廿九日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结束了他为了无私奉献的一生，去世在异乡的泰国，享年四十六岁。
一般死于 SARS 的病人，多半是年纪比较大，而且有其他潜在性疾病的人，因免疫系统减弱而死，他的ＷＨＯ同事帕尔默医师说：「可能是因为他照顾 SARS 的病人太多太久，因此获得大量的感染，才失去存活的机会，否则一般而言，SARS 的死亡率只有五∼一○％。」他在无国界医疗团的同仁克劳滋医师说：「那是很悲痛的事，为了引起大家对 SARS 的觉醒，他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确实是一位令人终身怀念的医界人物。」
厄巴尼医师是ＷＨＯ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感染病主任，当他在越南的法国医院，看到护士一个一个地因为神秘的肺炎而倒下去时，他立刻喊出了第一个警讯，希望全世界都能听到他的警告，然后他自己也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如果没有厄巴尼医师直觉地意识到此病的严重性，并透过ＷＨＯ向全世界发出警讯，SARS 可能会传得比现在更快更远，使更多的人牺牲，越南政府因为听他的建议，才使疫情获得控制。
厄巴尼医师曾担任过无国界医疗团的主任，当无国界医疗团在一九九九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厄巴尼医师代表去领奖时，他说：「医师的任务就是要尽量去接近病人。」因此他的死，可以说是新生命的缔造者，也是他的医学哲学的生命实践。
无国界医疗团的亚洲区联络人威廉•克罗滋（William Claus）医师说：「您可以用电脑去研究流行病学或是直接去接触病人而研究此病流行的情形。」显然厄巴尼医师是属于后者。
厄巴尼医师出生于义大利的小城卡司特尔普拉尼欧，他在年轻时代，就组织一个专门照顾最贫穷的病人的社团，例如罗马的吉普赛人或是坐船逃难来义大利西西里岛的非洲人和阿尔巴尼亚人，都是他照顾的对象，他少年时代的朋友，也是现任卡城市长巴利亚利（Fabio Badiali）说：「即使在学生时代，他就组织义工带着残障人士到郊区去郊游，刚刚毕业做家庭医生时，他也常到菲洲去度假，那时他的旅行背包总是装满了药品。」厄巴尼医师毕业于义大利的安科那（Ancona）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他再去做疟疾和医学寄生虫学的研究，他是研究寄生虫学的专家，也是义大利无国界医疗团的主席。
厄巴尼医师后来接受ＷＨＯ的工作。主要原因是他想替第三世界的人服务，并且想亲自与病人生活在一起，以便实践他的理想：「医师的任务，就是尽量去接近病人。」
◆一百万美金 成立厄巴尼研究基金会
卫生署国合组同仁在将近十天不眠不休的努力下，加上卫生署ＣＤＣ及外交部的全力合作下，台湾在四月二十日及廿一日举办了全球第一个 SARS 的国际研讨会，共有十二个国家的代表与会，在连续二天的讨论中，参加的各国医疗学者，透过平台交换彼此国家的防疫经验，同时各国代表也对台湾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是一次成功的国际医学研讨会。
在四月二十日开幕时，卫生署长涂醒哲率领与会人员及六百位听众，共同起立为厄巴尼医师默哀一分钟，他说：「义大利的 Dr. Carlo Urbani 对 SARS 疫情有不可抹灭的贡献。这位ＷＨＯ的传染病学专家，是首位察觉SARS疫情的医疗人员，并治疗过早先在越南所发现的个案，但他本人却不幸于三周前因SARS过世，留下妻子及三名儿女。如果不是 Dr. Urbani 无私的奉献，可能会有更多人因此而丧失生命。现在让我们起立，为这位以生命来研究、调查、照顾病人的防疫英雄默哀一分钟！」
而在四月廿一日台湾 SARS 国际研讨会闭幕时，涂醒哲署长宣布卫生署与国科会为了纪念厄巴尼医师对ＷＨＯ及无国界医疗团的贡献，将筹募一百万美金，成立「厄巴尼研究基金会」（The Urbani Research Fund），让台湾延续厄巴尼医师人道主义的精神以及他对人类健康的远见，并期待未来台湾能在 SARS 的预防与治疗方面做出贡献。这也是台湾医学史上，第一次对一位从未来过台湾的外国医师，表现出来的最崇高的敬意。
本文作者为卫生署国际合作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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