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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与饶恕的新歌―论二二八记忆的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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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申命记来思想如何纪念二二八

 与其说二二八的纪念已经「太多」―重覆到令人「麻痹」的地步;不如说二二八的纪念太「别人」,以至于「我们」感受不到底蕴的力量。

 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的辖制进入迦南地前,耶和华嘱咐摩西将这段重要的历史,三番四次地谆谆告诫―为的不是述说「别人的故事」,或是强化对于埃及的仇恨,而是纪念一位至今仍然与「我们」同在的耶和华―这位拯救受迫害者、释放遭压制者的耶和华。

 因为上帝应许的实现,是建立在一连串上帝同在的历史基础上,没有纪念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将没有办法经验应许的深度。

■ 进入苦难的深处

 「二二八」作为台湾重大创伤的历史事件,纪录的不仅是当时人性的卑劣,同时也见证了当代规避的猥琐。特别是当二二八被不同背景的成长经验所隔离,更是不容易跨越想像的偏见,遑论真实进入这个苦难的深处。

 尽管在生活周遭充满许多二二八的纪念活动,但是对于习惯曝露在大量新闻资讯的我们来说,常常将资讯的接触误以为是自己对实况的认识。

 究竟如何按照基督信仰的态度与原则面对「二二八」惨案?除非这个历史的悲剧被我们认真且深度地检视,否则我们将无法体会信仰传统中,那从「纪念」而来的力量与真理。

一、没有审判的公义,没有公义的和好


 事实上,教会界对于「二二八」已经做出不少的讨论与对话,为了让这些「纪念」能够按照信仰的传统得到发展,基本上是沿着两条轴线进行,分别是「和好」与「公义」。

 就纪念的向度来观察,这委实是一个两极化的纪念现象,这个理解的差异,不应轻率地化约为国、台语教会彼此之间的省籍差异,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理解的倾向。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历史教育之后,当今教会界面对二二八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事实的有无」,而是「面对的态度与姿势」。

■ 苦毒循环理论?

 如果仅仅抓住诠释的一端,缺乏连接的机制,教会将永远都在廉价的和好与愤怒的公义之间继续徘徊。前者冀望二二八能够尽快从悲愤转化为宽恕,甚至不惜诉诸一种「苦毒循环理论」,告诫凡是不宽恕者将落入内心的苦毒的泥淖中,不仅会影响心理,也会伤害生理,据此提醒基督徒应当「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竿直跑」;后者则是悬念当时残暴的军政府统治惨况,声嘶力竭地要求公义与平反。

 究竟如何将原本应当深富意义的「纪念」从对立的困局中真实地释放出来,其中需要一个适当的判断机制。纵观目前二二八历史纪念的整体发展,日前立法院草拟的「二二八事件及戒严时期政府违法责任追究特别条例草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

 这个草案的历史意义在于「纪念深度的转化」,从「赔偿式公义」转向「审判式公义」。这个法案主要处理时效起算认定上的争议,同时课以最高法院检察总署、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和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展开司法救济的责任。

■ 从赔偿到审判

 从表面上来看,这个法案在咎责的部分引起株连九族的批判,提出的时程也引发选举考量的疑虑,笔者对于上述两点攻讦抱持谅解的态度。从内容来看,毕竟草案第四条排除被告死亡即不起诉的限制,内容白纸黑字写着,被告即使死亡,该条例所为的诉讼、审判程序不因而停止,应命被告之配偶、直系或旁系三亲等内血亲「续行程序」,代为行使被告诉讼法上之权利;从时程来看,民进党在立委与总统大选前提出,绝对无法脱离选举考量的疑虑,更是落入一种「消费」二二八的危机之中。

 然而,若从草案整体的精神来看,则是让二二八的纪念行动,从消极的受难者赔偿层次,提升到积极的加害者审判层次。

 前者藉由二二八基金会赔偿条例,已经处理二千二百多件的赔偿案,这些多属于消极的弥补行动;对于历史惨案的公义发展而言只是半途,而非全程!不论是二次战后对纳粹所进行的纽伦堡大审、南非种族屠杀的历史惨案,还是东帝汶独立时,印尼军队所大肆进行的屠杀行动,所诉诸的都是一个公正的司法审判,而不仅是死难的赔偿问题。

■ 基督受审 满足公义

 因为公义的满足,总是建立在审判的代价之上,而这个精神也正是基督十字架救赎行动所表彰出来的真理。

 对基督来说,十字架的行动之所以必须,不是因为上帝「和好」的爱有条件的限制,或是「公义」必须藉由残忍的形式表达出来,乃是因为「审判」是公义与和好之间一个必须的中介。

 尽管人类用荒唐的审判过程来弃绝基督赦免的爱,但是基督却仍然将自己置放在这个审判的程序之中。由此观之,审判对公义而言成了过程的必须,公义对和好成了意义的条件。如果基督的身体―教会,在面对二二八苦难的释放,不从审判到达公义,或是轻率地绕过公义而侈言和好,都是未竟全程的纪念行动。

■ 审判 让迫害者得释放

 当然,二二八当年登陆镇压的主力部队国军整编第二十一师,早就调回中国大陆作战,而在上海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剿灭,相信许多被告早已经不在人世。反倒是白色恐怖时期,参与迫害的共犯结构―「公务员」许多都还健在,笔者认为可以在判决确定后,从历史性与信仰性的角度,对相关人员进行全面的特赦。

 因为历史惨案的审判目的,并不在于制造社会的不安,亦非激化族群之间的对立,而是经由严谨负责的审判机制,将迫害者从隐藏的罪咎中得到释放,从彻底的污名中得到洗涤。因此,二二八并不应当消极地停留在政治问题的层次,而应当积极地转为法律问题的层次,其所寻求的也不再是一种「赔偿式的公义」,而是「审判式的公义」。

■ 仅探究责任归属?

二、参与式的历史观

 一个满是创伤的历史事件,其意义的产生并不仅是表层史实客观性的一再重现,更是生发自对历史事件的真心会遇。

 诚如前述,今天仍然偶尔在教会界听闻一种「苦毒循环论」,不断地以「苦毒的酝酿」作为要求受害者操练「饶恕」的威胁,甚至动辄以主祷文中对支取上帝饶恕的诠释,作为对受害者的「提醒」。

 基本上,这是一种从信仰出发却与信仰原则相违背的论点,在「要求对方实践爱」的同时,取消要求者对于爱的「责任」。其实,在这种苍白、化约的「苦毒循环论」中,反映出一个浅薄的历史视域。

 首先,这种要求受害者态度的观点,缺乏一种结构的眼光,一种对于历史事件脉络的研究。很多时候,二二八事件之所以无法引起当代基督徒的关注,甚至是遭来化约的饶恕要求,就是因为我们对于二二八惨案实况的阅读与体察严重不足,经常只停留在「二二八」这个静态的名词上面,或是仅仅探究「责任的归属问题」,却对于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缺乏足够的理解。

■ 同理心的失丧

 其次,这种单向要求和好的「劝诫」,曝露出一种「同理心」的失丧,将人从生命史的发展脉络中抽离,仅仅留下锐利标准的宗教训词。

 事实上,历史意义的真实纪念,并不能从观念的导正出发,要求历史中的人物消解自身的存在体验,去符合正确观念的标准作业流程;而是需要从当事者的存在经验出发,站在对方的历史处境中,看见他所看见、听见他所听见,意识到他所意识的。

 因为,基督教的历史观乃是一种「客观分析」与「主观参与」并行共构的生命态度。不愿意参与历史心境的历史评述,将会陷入对真实历史抗拒的困窘局面。

■ 长期缺乏幽暗意识

 在诸多抗拒面对二二八纪念的论述中,一个相当荒谬的见解乃是「要不是当初国民政府带来那么多的黄金,哪有后来台湾经济的繁荣」,而最恶毒的莫过于―「每一个大历史的变迁过程,总是会有人被杀戮,这不过是历史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事件」。前者,试图使用经济价值替代生命价值,充分反映出一种物化无情的历史观;后者则是严重曝露出一种权贵历史观的蛮横态度,眼中只有历史的走向,却没有生命的尊严,基本上是属于「前朝宫廷史观」的遗毒。

 这种无法真心面对二二八历史的心态,是学者张灏观察儒家人观时,严肃地指出:由于长期缺乏「幽暗意识」,以至于无法面对批判、进而开出民主道路的心理结构。

 今天,二二八的纪念将不再仅仅停留在对受害者的纪念,更需要积极地转化为对加害者文化结构的深刻忏悔。事实上,这种对自我进行忏悔的行动,正是基督教信仰中一个至为宝贵的精华―不论是大卫的诗篇五十一篇,亦或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都向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展现出面对自身罪恶犯行,并从中获得自由释放的真理。

■ 忏悔与饶恕呼应之歌

 「二二八」作为台湾的国殇,一方面消极地让我们看见没有审判的饶恕只是乡愿的遁词,没有故事的历史将是失魂的躯体。唯有敞开心胸聆听惨案中不同的血泪故事,才是纪念一段有灵魂的历史,而不是去消费别人锥心的苦难;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提升二二八纪念的高度,也就是从「赔偿式公义」转变为「审判式公义」,不让二二八错置为受害者的抗议诉愿,而是进一步呈现出加害集团的忏悔告白。

 基督的十架在满足审判的形式中,展现了上帝的公义,也复合了罪人与上帝之间因罪而成的鸿沟,每一次对基督受难的纪念,都带来生命悔改的动力,纪念在时间中产生了没有止息的更新力量,也创造了无数从忏悔而出的新生命。

 如今,当我们沉静在二二八的苦难前,历史召唤每一位驻足秉心的旅人,从他苦难的伤痕中,淬链出转化生命的智慧与勇气。深愿我们听见台湾低吟的心曲,从中填写出无数忏悔与饶恕遥相呼应的更新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