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聖經公會提出的解決方案在理論上似乎行得通，但實際上，恐怕正教內部很多人都不會滿意。一方面，有些文本上的差異得用長長的注釋才能說清楚；更嚴重的是，聖經公會提出上述條件，從某種程度上其實已經假設《希臘文新約聖經》和《斯圖加特希伯來文聖經》才是標準文本或最可靠的文本，而把正教所沿用的文本放在次要地位。聖經公會如果想根據各教會的要求提供《聖經》，藉此服侍所有教會，就必須收起這樣的價值判斷，因為這些價值判斷對合作和服侍都沒有好處。
顯然，如果聖經公會放棄自己的立場，根據正教教會所用的文本來翻譯《聖經》，一定會遭到聖經公會內許多基督新教徒成員的反對。儘管這樣，聖經公會還是鼓足勇氣，開始探索服侍正教教會的途徑。
在另一邊，正教教會也同樣勇敢地開始與聖經公會舉行會談。這些會談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因為在正教教會看來，聯合聖經公會是百分百的基督新教組織，但他們跟以往許多基督新教徒不同。以往的許多基督新教徒都不把正教信徒看作「基督徒」，總是試圖勸他們改信基督新教。況且，正教教會的立場跟天主教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前一樣，認為如果任憑《聖經》落在一般人手中，而信徒又得不到正確的教導，那是非常危險的事。此外，聯合聖經公會與基督新教合作都是以個別教會為單位，但在與正教教會接觸時，卻是跟教會官方體制協商的。這一點對正教教會也很重要。
為了討論翻譯《聖經》的事宜，聯合聖經公會舉辦了一些工作坊，研究《聖經》文本和翻譯方面的情況。例如，一九九二年，聯合聖經公會歐洲及中東地區的翻譯統籌金巴奇恩（Manuel Jinbachian）就與俄羅斯正教教會的牧首與教區委員會（Patriarchal and Synodal commission）以及俄羅斯聖經公會合作，在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邀請了大約四十名正教學者，在莫斯科舉辦了為期兩週的工作坊。在工作坊中擔任講員的有聯合聖經公會的幾位翻譯顧問，還有普林斯頓神學院的梅茨格博士。梅茨格博士曾經是《聯合聖經公會希臘文〈新約聖經〉》編委會的成員。*註15
*註15-Bruce Manning Metzger，《一位八旬老人的回憶錄》（Reminiscences of an Octogenarian;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7），頁74。
一年後，在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又舉辦了一次工作坊。很多人參加這些工作坊以後，都更加樂意嘗試翻譯新譯本或修訂舊的《聖經》譯本。此外，他們也更加認識到，當代文化與《聖經》時代的文化有很大差異，他們需要幫助今天的讀者理解這種差異。與此同時，採用甚麼底本譯經的問題也在工作坊中突顯出來，聯合聖經公會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在底本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
聖彼得堡工作坊之後，雙方又有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會議，其中許多會議都在討論正教教會與聯合聖經公會的合作關係。正教普世牧首（Ecumenical Patriarch）巴塞洛繆（Bartholomew）建議成立一個工作小組，專門研究合作中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一九九八年，在伊斯坦布爾（Istanbul），正教首牧的代表與聯合聖經公會的代表舉行了第一次正式會晤，首牧代表團的成員全部來自希臘正教。
一九九九年二月，小組會議擴展為一次大型磋商會，在塞浦路斯舉行。大多數東正教（Eastern Orthodox）和東方正教（Oriental Orthodox）*註16的轄區都派出代表，聯合聖經公會的成員以及那些以正教為主的地區的聖經公會總幹事也來了。雙方澄清了有爭議的問題，開始認識到，原來大家都同樣委身於《聖經》。既然雙方都希望找到新的領域來有效地合作，那麼，對《聖經》的共同委身無疑為這種合作提供了基礎（克理斯普〔Simon Crisp〕的報告，他任職於聯合聖經公會歐洲及中東地區中心）。
*註16-指亞美尼亞、科普替、埃塞俄比亞、敘利亞一帶的正教。他們於五三三年從接受迦克墩信經的「大公教會」正式分裂出來的。—譯注
幾個月後，在西班牙馬德里的埃爾埃斯科里亞爾（El Escorial），雙方再次舉行磋商會，討論《聖經》翻譯和底本的問題。磋商會上，與會者成立了工作小組，專門研究《聖經》翻譯各個相關領域的問題，如底本問題、教派翻譯和跨教派合作翻譯的問題、解經問題、譯入語、翻譯原則的問題等等。此外，工作小組還請聯合聖經公會對許多政策問題重新加以考慮，包括出版評註版本的拜占庭希臘文《新約聖經》文本（Byzantine text），以及一部以形式相符的翻譯原則來翻譯教會文本的譯本，以供教會使用。
這一連串會議後，二○○一年三月，聯合聖經公會歐洲及中東地區理事會（Europe Middle East Region Area Board of UBS，簡稱EMEAB）任命成員組成「聯合聖經公會與正教教會聯絡委員會」（UBS/Orthodox Dialogue Coordinating Committee），負責擴展並加強雙方正在開展的對話。此外，雙方又成立了「聯合聖經公會與正教普世牧首聯合翻譯工作小組」（UBS/Ecumenical Patriarchate Working Party on Translation Issues），具體任務是制定「適當的指引、草案及方法，以備翻譯工作之用」，並要向聯絡委員會匯報工作（EMEAB會議記錄〔2001年3月〕）。聯絡委員會和工作小組的工作期限均為四年，到二○○五年止。
時至今天，聯合聖經公會與正教的合作仍然沒有成文的「指導原則」，即類似聯合聖經公會與羅馬天主教會之間制定的〈跨教派《聖經》翻譯合作的指導原則〉那樣的文件，就連草案都沒有一個。不過，上述工作小組的任務就是澄清合作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並提出建議，希望最終能在這個基礎上草擬一份類似「指導原則」的協議。不過，正教和羅馬天主教有一個重要分別。天主教的最高領袖是教宗，有關問題經過充分磋商之後，教宗就可以代表整個羅馬天主教會作出決定；正教卻不同，各個教區都有自己的領袖。各個教會就好像一個大聯盟，他們會從普世牧首那裏接到建議和指引，一般來說，所有正教教會都會遵循這些指引。
其間，聯合聖經公會的翻譯顧問正在跟幾種語言的正教翻譯團隊合作。這是一條極好的途徑，可以為聖經公會開創跨教派合作的新時代。一旦新的「指導原則」起草完成，它將代表聯合聖經公會在政策上巨大的改變，比他們與羅馬天主教會達成協議的轉變更大。聯合聖經公會以後不僅會使用不同的底本來翻譯《聖經》，對《聖經》正典的理解也有不同，甚至還會重新認識《聖經》是甚麼。
從另一面看來，新譯本使用明白易懂的語言，也會幫助正教讀者以嶄新的角度理解《聖經》信息。雖然《聖經》經文在正教教會的禮儀和崇拜中一直佔有重要地位，但大多數《聖經》譯本都極其晦澀難懂，一般信徒很難明白。隨著新的譯本已經開始翻譯，這種狀況將會大大改善。
中國
多年以來，中國對聖經公會的工作一直大門緊閉。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宗教活動大受限制，從國外運入《聖經》也遭到官方明令禁止。一九六六年，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不論是聖經公會或其他基督徒團體，都不可能在中國開展任何工作。在這樣的局勢下，聖經公會還是作了一些努力，主要是用電台廣播播送每日讀經節目，有的節目還用聽寫的速度播放《聖經》。這些廣播節目得到世界基督教傳播協會（World Association for Christian Communication）的支持，而且不違背聯合聖經公會反對走私《聖經》的政策。雖然中國政府對此很反感，認為這是一種宣傳手段，但幾封來自中國的信件中表示，許多中國信徒都很感謝這些廣播節目。然而，這些讀經節目很多時候在結束時都會指責中國政府，甚至指責許多中國教會。因此，看來有必要說服聖經公會，不要繼續支持這類讀經節目了。
一九七八年，有一名中國留學生，名叫譚載喜，來自湖南，在英國埃克塞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就讀，他在倫敦聽了奈達演講，並在演講結束後與奈達見面。這次演講和他與奈達的討論引起譚載喜對翻譯的興趣，亦激發他研究翻譯，閱讀這方面的著作。後來，譚載喜用中文寫了一本書，名為《奈達論翻譯》（Nida on Translation），在一九八四年出版。這本書向中國國內學者介紹了奈達的翻譯方法（來自與譚載喜的交流）。
由於譚載喜與奈達交往，中國的學術界甚至在《奈達論翻譯》這本書出版之前，就已經聽過奈達的名字和奈達所做的工作。一九八二年，廣州一所大學邀請奈達來中國演講。奈達在廣州停留了兩個月，回到美國後，他從自己的藏書中拿出三百冊送給那所大學。奈達在廣州的時候，有一位北京來的學者也聽了他的演講，這位學者後來還邀請奈達去北京演講（來自與奈達的交流）。
奈達除了拿自己的藏書贈予中國大學的圖書館，多年來，他還安排聯合聖經公會向中國不同大學的圖書館送贈書籍。這樣，他和中國的接觸越來越多。到二○○○年為止，奈達已經去過中國十三次，在二十五所不同的大學發表過演講，還有許多邀請在等著他。
在中國的多次訪問中，奈達認識了中國基督教協會（China Christian Council）的名譽會長丁光訓主教和協會的其他領袖。奈達和丁主教越來越相熟，與此同時，奈達的妻子奧西婭也和丁夫人建立了親密的友誼，兩位夫人甚至共同承擔了一些工作。她們之間的友誼，無疑也幫助兩位丈夫建立了更密切的工作關係。
聯合聖經公會和澳洲聖經公會曾經在中國做過一些事情，中國方面認為是宣傳手段，奈達在中國的時候，曾經為這些事向教會領袖致歉。丁主教和其他教會領袖要求聯合聖經公會停止每天的《聖經》廣播，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辯，聯合聖經公會答應了丁主教等人的要求。
聯合聖經公會善意的舉動為以後的工作鋪平道路，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合作機會。八十年代初，中國放寬了宗教上的一些限制，國營印刷廠又可以印製《聖經》了。最終，這些印刷廠印製了三百萬本《聖經》，*註17但這個數量根本滿足不了全國的需要。一九八五年，丁主教聯絡上聯合聖經公會亞太區的領袖，尋求一起合作的機會，希望在中國建一家《聖經》印刷廠。
*註17-Robertson，《把道帶到世上各方》，頁203。
聯合聖經公會馬上行動，全力以赴，在南京創辦了「愛德印刷廠」（Amity Press）。這是聖經公會有史以來投入最多資金的項目，累計超過八百萬美元。有三十七個聖經公會參與支持這個項目，真正體現了彼此之間的團契與合作。
一九八七年七月，聯合聖經公會把這間《聖經》印刷廠贈予由中國基督教協會成立的社會服務基金，「愛德基金會」（Amity Foundation）。印刷廠很快投入生產。到二○○一年，愛德印刷廠已經印出兩千五百多萬本《聖經》，*註18在全中國境內分發，使兩千五百萬中國人可以擁有《聖經》。這個非凡的合作項目不僅反映奈達具備與人建立關係的卓越技巧，也反映他對傳播《聖經》懷著無比的熱忱。
*註18-至二○○六年底，愛德印刷公司已經印製了超過四千五百萬本《聖經》。—譯注
不同的讀者
今天，藉著通用語言和大眾語言《聖經》譯本，數以百計語種的讀者能夠直接讀到《聖經》的信息，這是前所未有的情形。不過，這類譯本只能滿足教會的部分需要。在較大、較成熟的基督徒社群中，還需要另外一類《聖經》譯本，要能充分利用該種語言的全部資源。隨著本地的教會日漸成熟，信徒發展出一套神學詞彙，非信徒未必理解，但教會禮儀中卻常常用到。對於教育水平日益提高的社會，較高層次的語言（例如較典雅的風格）會比較適合。這時，學者和神學家就會明顯感到，部分讀者需要形式上更接近源語文本、但仍然能夠讀懂的譯本。翻譯這樣的譯本還是要依循動態相符的方法，但卻選用較高層次的語言，並且不排除使用專門的神學詞彙。而聖經公會必須繼續支持這一類的翻譯工作。
與此同時，聖經公會還發展了幾種主要譯本，給年紀輕、不熟習閱讀的讀者以及那些詞彙量較少的讀者使用。例如，《當代英文譯本》就採用了成人和小孩都能明白的語言，讓他們能享受閱讀的樂趣。與這譯本相似的，是二○○○年在法國出版，書名為《生命之道》（Parole de Vie）的譯本，這是一個跨教派並且採用基礎法文（français fondamental）出版的譯本。聖經公會出版這個譯本的原意是供西非的居民使用，因為他們在法文方面所受教育很有限，但又經常使用法文。結果，這個譯本在加拿大和法國也廣受歡迎。
八十年代初，《簡易西班牙文譯本》（Traducción en lenguaje actual）開始翻譯，原定計劃是為第一次讀《聖經》的讀者出版一部《聖經》節選本。翻譯工作由桑切斯（Edesio Sanchez）博士、作家團隊及翻譯員共同合作完成；桑切斯博士是聯合聖經公會的翻譯顧問，而這個作家團隊則在編寫教材方面很有經驗。二○○○年，《新約》譯本連同《詩篇》一起出版（包括輕快的音樂鐳射唱片），書名為《齊讀聖經》（A viva voz）；二○○二年，《新舊約聖經》（但不包括後典部分）面世，書名為《給所有人的聖經》（Biblia para todos）。《簡易西班牙文譯本》供年輕人和新讀者使用以外，也成為對拉丁美洲本土語言翻譯員非常有幫助的範本。
三十多年來，聖經公會還出版《聖經》節選本以幫助新讀者，並作為識字班的輔助讀物。這些節選本採用新讀者也能輕易讀懂的語言，可以幫助他們提高閱讀能力。聖經公會的使命就是用明白易懂的形式，使人能接觸到《聖經》的信息，因此，上述計劃也構成了這使命的一部分。
出版以外的媒介
許多年來，聖經公會主要以印刷為媒介傳播《聖經》信息，但在這個問題上也有許多掙扎。一方面，《聖經》是文字作品的結集，大量信息和意義都跟文字這種媒介緊密相連。《聖經》作者使用許多文學手法來傳遞信息，文學結構本身常常與作品的意義結合在一起。譬如，《馬可福音》作者常常中斷正在敘述的事，插入另一段敘述，以解釋中斷的敘述中需要說明的問題。
而在另一方面，也有數以百萬的人，在多數情況下並不是藉著印刷品來獲取信息的。比如在非洲，大多數人都不識字，有些人就算可以閱讀，也不是閱讀自己的語言。而在北美和西歐等比較發達的國家，問題卻是許多人能閱讀而不願意閱讀，他們寧可從屏幕上接收信息，如電視、短片、電影、電腦等。
怎樣才能讓這些不識字或不願意閱讀的人都能接觸到《聖經》的信息？一個辦法是使用錄音媒體，如電台廣播或錄音帶；另一個辦法就是使用影像媒體，如錄像帶、數位光碟（DVD）、唯讀記憶光碟（CD-ROM）、甚至電影等等。
然而，這些媒介對聖經公會來說都有問題。聖經公會在使用影音媒體方面的基本立場是，可以使用上述這些媒介來傳遞《聖經》信息，引導人們研究和探索《聖經》，但是不能用它們取代書本形式的《聖經》。聖經公會認為，只有通過印刷本《聖經》，才能充分傳遞《聖經》的意義，達到《聖經》應有的效果。當今時代的趨勢是使用電子媒介，聖經公會也希望更多借助電子媒介傳遞《聖經》的信息，但卻不希望用這些來取代印刷《聖經》的工作。
《聖經》與生活的關聯
二○○○年十月，在南非米德蘭（Midrand）召開的世界年會（World Assembly）上，聖經公會決定投入更多資源，制定一些出版計劃，幫助人們在生活中多接觸《聖經》，把《聖經》的信息應用出來。這些計劃雖然以《聖經》為核心，但可能只包含少部分經文。由此可見，聖經公會的傳統政策已經有了重大轉變。由於聖經公會在這方面並不專長，而有些機構則專門擅長做這類研究，舉辦幫助人們應用《聖經》的活動，因此，聖經公會開始與其他機構建立起夥伴關係。
當然，對今天的聖經讀者來說，《聖經》時代、《聖經》文化距離他們太遙遠，這是一個困難。按照動態相符的方法翻譯的譯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幫助讀者理解《聖經》，同時，像《研讀本聖經》那樣加入大量注釋，也能幫助讀者。可是，如果讀者看不到《聖經》與他們自己的生活有甚麼相關，就算有了這些譯本和注釋也是枉然。事實上，這正是聖經公會面臨的一個大難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聖經公會逐漸增多按主題編排的《聖經》節選本的出版計劃，例如，在亞洲和非洲有以其他宗教信徒為對象的出版計劃，還有體育愛好者、恐怖主義受害者，以及遭受身體虐待、遭受性侵犯的受害者，都有分別為他們而設的出版計劃。
聖經公會出版為個別讀者群而設的讀經材料，使用電子媒介，推行幫助人們認識《聖經》經文和日常生活關聯的計劃，這些方法都是要強調一個傳統信念：《聖經》依然是生命信息的來源，是上帝呼召人改變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