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吳鯤生 2008.01.20
一向沒有進出電影院的習慣，搭長途客運車時，免費看了些電影，有的搞笑，也有深刻些的。
某部片子，紀錄半個世紀前，國民黨、共產黨激戰的故事。片中年輕老師演講結尾，魅力無窮地喊道：「希望在哪裡？只有『紅軍』！」群眾一片歡呼。鏡頭轉到台下一個女學生，景仰地望著台上，然後跑向準備離開的演講者。
一個運動要成功，需要群眾，也需要知識份子。
那些人是中國第一代知識份子？學者告訴我們，最早的知識份子中，代表人物之一是戊戌變法中殉難的譚嗣同。從那時起，一百一十年來（1898~2008），不間斷地有知識份子關懷，並介入國家政治。
結果呢？「歷史……變遷的後果，往往未能符合他們獻身運動時所希望達成的目的，甚至適得其反。」（註1）林毓生說，「非知識份子的痛苦，建立在知識份子對政治關懷的前提上。」（註2）
■ 血性之士在哪一側？
當過國民政府少將官階的徐復觀，後來轉往學術界，曾任教東海大學。徐氏到過山西太行山校閱游擊部隊，對共產黨人有第一手的認知，他觀察到：「共產黨對老百姓搜刮得太厲害，中國的老百姓吃不消。」
即使有此認知，徐復觀仍未口出惡言：「我不贊成他們的做法是一回事，但現在國家的命運掌握在他們手裡，他們到底做得怎麼樣，我不知道……。偶爾寫到，我也是說，我們這一代的良心血性之士，多半在共產黨內。……我的意思是說，他們的做法我不贊成，以鬥爭為主的做法過火了，但他們是理想主義者，是愛國主義者，我對於他們的理想，對於他們的愛國精神……，完全承認，內心很佩服。」（註3）
■ 為什麼偉大的理想會出事？
林毓生用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有關政治行為的兩種觀點：「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來說明：
「在政治上，主張激進的人所持的觀點往往是『意圖倫理』式的；……他最大的責任是保持他意圖的純真，而不是考慮行為的後果。……對這種人而言，只要意圖是對的，他的行為就是對的，結果如何，他不負責。
「（而）根據『責任倫理』觀點行事的人，覺得政治上只能漸進，只有漸進才能得到實在的效果。……他認為他在政治上的決定與行為的後果，只要能夠預想得到，他便要自己承擔起來，並不要轉移到別人的肩頭上。
「……以『意圖倫理』的觀點從政的人，假定……只要（有）誠意，便會產生良好的秩序。然而，在經驗世界中，卻有一種與此『意圖倫理』關係至為密切、但態度正好相反的看法與行為：它認為只要目的純正偉大，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甚至以為目的愈偉大，愈可不擇手段。它認為為了使世界變得永遠美好無缺，為了使一切不道德與不公正的手段都再沒有使用的可能，他有理由最後使用一次極不道德、極不公正的手段，以達成這個偉大的目標。」（註4）
■ 歷史為什麼不伸手干預？
中國知識份子的主流從1920年代末期開始，逐漸向「左」移動。林毓生認為五四運動過度激烈的反傳統，激烈到全盤化的程度，造成意識形態真空，知識份子在危機中，急切尋求一種能夠提供解答的強勢意識形態。「中（國）式馬列主義滿足了他們這一需要。他們信服之後，從他們主觀上來看，……是一整套顛撲不破的『真理』。」（註5）
難道歷史擋不住洪流？「在五四時期與後五四時期中國的歷史條件中，沒有多少資源來抗拒……馬列毛氏的共產黨革命運動所聲稱的，它具有真實地解決中國問題的本領；尤其當此一聲稱以高度理想主義（烏托邦主義）的姿態出現的時候。」（註6）
烏托邦主義提議的遠景很有吸引力，「『主義』愈理想化、激進化，便……愈能動員群眾。革命領導人便愈有聲望與權力，（於是）愈自我膨脹、自以為是（換句話說，便愈容易腐化，愈易濫權），也愈可對自己的政治行為不負政治責任。」（註7）
「不負政治責任」一共六個字；代價呢？毛澤東1958~60年推動「大躍進」，直接導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飢荒：1959~61「三年困難」時期餓死的中國人，最保守估計兩千七百萬人。當時沒有天災，飢荒的基本原因是政府推動錯誤政策。（註8）
■ 基督徒要負多少責任？
1945~48年擔任「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總幹事的趙君影，事隔30年之後，承認當年「所帶領的學聯會不關心國家、政治、社會、文化是錯的，輕忽神學也是錯的。」雖然他仍然認為「只有基要派信仰才能帶動復興。」（註9）
當年局勢之複雜，可以從艾得理的回憶略知一二：「國共兩黨都積極拉攏學生團體，而學聯會不願靠攏中共，又怕國民黨干涉，於是主張政教分離，不介入政治……，反招致國共雙方疑忌。自由派人士公開指控學聯會是國府反革命的工具，國民政府則認為他們是共產黨的庇護所。」（註10）
歷史能給我們智慧的光芒？陳之藩翻譯了富蘭克林1787年的一篇演講詞，這場演說是在美國制憲會議上發表給各州代表聽的：
「……我承認目前我對於憲法的一些部分不同意，但我不確定未來永不同意。因為活得夠久了，有過許多次這樣的經驗：由於更佳的資料出現，或更縝密的考慮湧至，不得不改變已有的看法。甚至在一些重要的話題上，我曾認為『對』的而竟然成了『錯』的。所以年紀愈大，愈傾向於懷疑我自己對於他人之意見所做的判斷。
「……在這樣的心情下，我同意這部憲法，包括它的所有缺點──如果有缺點的話。……我也懷疑我們再開其他的會是否能制定一部更佳的憲法，因為，你集合了許多人，利用他們的集體智慧，也就無可避免的集合了這些人所有的偏見，他們所有的激情，他們的錯誤主張、他們的地方利益、他們的自私看法。」
陳之藩評論道：「美國憲法的基本精神是低調的，是妥協的。而行憲才是認真與不苟的。」（註11）
基督徒對政治要負多少責任？比較容易回答的是：作為「組織」的基督教團體和作為「組織」的政治團體之間的關係，兩者的確不該靠得太近──不要想去利用，也不要天真的被利用，「政教分離」指的應是這點。至於「政治」，每一個人都不該袖手旁觀，是奧古斯丁說的吧：「基督徒既然是天上的國民，就應該是一流的公民。」
只是，在參與和關懷的同時，還是得謙遜地承認，事情發生前，沒有多少人能預料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
註1，林毓生，〈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之思想特色〉，頁13，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8.11。
註2，同上，論文發表現場筆記。
註3，徐復觀，〈受訪記錄〉，載《知識份子與中國》（李怡編），頁38，遠流出版公司，1989。
註4，林毓生，〈如何做個政治家？〉，載《思想與人物》，頁405-6，聯經出版公司，1983。
註5，林毓生，〈二十世紀中國的反傳統思潮與中式馬列主義及毛澤東的烏托邦主義〉，頁139，載《新史學》六卷三期，1995.9。
註6，同註1，頁20。
註7，同註1，頁21。
註8，同註5，頁135。
註9，趙君影，《漫談五十年來中國的教會與政治》，頁8，轉引自郭明璋，《耕耘青春》，頁49，校園出版社，2007。
註10，郭明璋，《耕耘青春》，頁66-67，校園出版社，2007。
註11，陳之藩，〈智慧與偏見〉，2005.5.28聯合報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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